令状主义的例外及其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将令状主义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令状主义背后所体现的司法审查精神、对公权力的制约思想以及人权保障的理念值得在诉讼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中贯彻。在侦查程序的构建中,应将令状主义作为解释的指针之一。对于令状主义的例外情形应当进行限缩解释,否则将导致令状主义的空洞化,紧急处分说可以作为这种限缩解释的基本依据。作为先行拘留与扭送对象之一的现行犯,在刑事诉讼法上应做统一理解。从紧急处分说出发,预备犯原则上不得作为现行犯处理;对于"正在实行犯罪"这一要件的解释,必须同时具备现行性、明白性、急迫性,对于明白性的判断应坚持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的对应原则;对于"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这一要素的解释,应同时具备时间与空间上的接近性。

论我国刑事附带搜查制度的重构——以美国法为参照的分析

刑事附带搜查,是指执法者在执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之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搜查被追诉者的无令状搜查制度。构建我国真正的附带搜查制度,必须将其与有证搜查、紧急搜查区分开;立法应当明确规定附带搜查启动的具体要件,严格限定附带搜查的实施范围,完善对违法附带搜查的救济措施的规定。

浅析中国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之适用

从20世纪末叶起,由于刑事诉讼法宪法化的潮流使得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基本制度有日益合流的趋势,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射于发芽于英美法系土壤之上的证据排除规则,浅析其对于中国刑事审判实务中证据排除规则发展的启发。甚或对于中国刑事证据法体系的建立完善有所裨益。本文首先介绍了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依据及发展状况,再者阐释该规则对于刑事诉讼体系运作的重要意义,探讨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可适用性以及适用的范围。

数字时代移动通信设备搜查的程序适用及其规制

在数字时代,移动通信设备搜查的程序适用及其规制成为重要命题。移动通信设备作为存储大量电子数据的证据载体,集合了以数据权利为代表的若干权利,用户对其具有更高的合理隐私期待,应将其作为区别于传统有形物的独立对象进行搜查。基于比较法的视角考量,现有的移动通信设备搜查思路均存在缺陷和不足。当前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移动通信设备搜查缺乏足够的关注,在实践中凸显出诸多问题,无法有效兼顾查明案件真相与保障个人权利。为保障个人若干合法权利,我国应坚持“双重令状”原则,结合《数据安全法》等法律,从搜查批准、搜查范围、搜查方式、证据排除规则等方面对移动通信设备搜查程序进行有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