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情怀

北游访书,是方树梅学术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迹。而他在出省访求云南文献时,每日记录所得文献及访书经历,回滇后编成《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四卷。该书集中体现了方树梅眷念桑梓、光大乡邦文化的赤子之心和对云南文献的独特贡献,是近代云南访书日记的突出代表,为今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杨守敬日本访书成功原因初探

日本自古与中国交往密切,收藏有大量汉籍。近代以来,许多文人学者都尝试在日本寻访汉籍带回国内,其中以清末杨守敬成就最大。杨守敬在金石学、考据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学术素养为他访书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日本明治维新后一段时期内鄙视汉学的社会风气和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的变革导致大量汉籍流向市场,为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杨守敬与日本友人的平等交往、互惠互利也为他搜访汉籍提供了便利。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取得了重大成就。

张元济与《茗斋集》钩沉

《茗斋集》是明末清初浙江海盐人彭孙贻的诗文集,张元济出于对同邑先贤为人的仰慕及其诗文的喜好,并欲继承本族祖未竟之遗愿,获得众亲友的助力,长期搜访彭氏诗文稿本、刻本、抄本,经同好之间的切磋、鉴别、考证,影印而成,彰显了他集出版家、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于一身的综合素养和精益求精的行事风格。

方树梅对近代云南学术的贡献——以方树梅学术交游为中心的讨论

云南丛书处与云南通志馆是近代云南学术的中心,众多滇籍学者汇集此处,通过编纂《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对云南传统学术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中心任务是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方树梅对此贡献颇多。方树梅自称有"滇僻",对弘扬乡邦文化有着极大的自觉,作为丛书处、通志馆编撰群体中的一员,方树梅个人学术研究,与滇籍学者如赵藩、袁嘉谷、陈荣昌以及外省通志馆学者进行学术交游的话题无不围绕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展开。而通过方树梅勤勉的研究与广泛的学术交游则形成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如《师荔扉先生年谱》《钱南园先生年谱》《担当和尚诗钞》《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滇南书画集》等,对《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有促进作用,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试论张元济对古籍整理的贡献

张元济是现代出版业之父。本文试以搜访和求购丰赡的善本书资源、精校精勘的为人作嫁襟怀、坚实的出版步履三个方面为切入点,以张元济对古籍的整理为视角,探讨张元济对古籍整理的贡献。在出版产业化的今天,研究张元济对古籍整理的贡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博藏江西籍四库馆臣书迹研究

一、《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四库馆臣《四库全书》的编纂始于乾隆征书。史载乾隆六年(1741)曾向天下搜访遗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又令中外搜集天下群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共有两次诏令搜访遗书。

虞龢及其《论书表》年代考

举凡《书法史》、《美术史》以及《鉴定学》之类的专著,只要是涉及隋唐以前书画搜访、鉴定、作伪、流传以及装裱内容的,恐怕是没有不征引虞龢《论书表》且以此为圭臬的。虞龢《论书表》之所以如此不可或缺,根本的原因是该表最早详细记载了我国书画史上诸多鉴藏史实,譬如晋宋间御府搜访名迹;此一期间御府对名迹进行装裱的沿革情况;御府鉴定家所具备的素质以及如何奉诏征集遗迹的情况;早期作伪家的影戤手段;名迹的流传;私人收藏的故实等等。

王昶宦滇时期的金石活动研究

王昶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曾先后两次进入云南为官。本文主要研究其在云南时期的金石活动,拟从金石搜访与金石交游两方面展开论述。他在云南期间搜集金石碑版、考证金石拓本,辑成《金石萃编·南诏大理》卷。围绕此卷探究王昶宦滇时期的金石活动,有助于进一步丰富王昶的金石学研究,更能填补王昶宦滇时期金石研究的空白。研究王昶在云南时期的金石交游,有助于推动挖掘云南金石碑刻"经典化"的进程。

释达受的“金石禅”

“金石僧”是清初中叶金石考据思潮催生出的产物,也是禅宗思想与时俱进、不断丰富过程中结出的善果。“金石禅”是以金石为载体,继“文字禅”“书画禅”之后,出现在清中叶后禅僧的一种新的禅定、修行风尚;又是禅儒两家调适、携手,禅僧与文人士夫之间验证、传达、寄托禅心的共通形式。本文在清中叶金石考据思潮兴盛、禅儒交融的人文背景下,通过“金石僧”释达受的金石铭刻搜访、捶拓和纂辑活动,凸显晚明以来“禅悦”之风重兴、清代初中期学者“经世致用”的学风对其人生的影响。同时,也彰显其深受禅宗“佛法在世间”思想的浸润——既强调包括禅定在内的修行活动不能完全脱离世俗或世间事物,而又不能执著的禅家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