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精神的文学转化与实践——鲁迅讽刺精神另探

鲁迅的讽刺贯穿其创作始终。研究者除了发现其艺术来源之外,也应该关注其思想和精神来源。鲁迅不只是为国人译介摩罗精神,他选择的是精神界的启蒙、改造和战斗,讽刺是其武器。他有意识地读取的"摩罗精神"的本质是叛逆、反抗、战斗精神,这符合讽刺精神所需内核,也有功利性质的一致性,并且在自己反对旧文化的文学实践中转化为讽刺精神。从这一角度来看,鲁迅读取的摩罗精神与他的讽刺精神在文学上存在着相关、转化、实践的关系。

鲁迅与英国文学的摩罗精神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阅读了大量英国摩罗诗人作品的译作,被其作品中所折射出的摩罗精神深深吸引。摩罗诗人"秉自由思想而探究"的精神,对正统规范挑战、对正宗文化厌恶、对自由性格的向往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都与青年鲁迅产生共鸣。鲁迅更视摩罗宗主拜伦为"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精神界之战士",在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以及他的个性中都可窥察到摩罗诗人摩罗精神的渗入与体现。

《墓碣文》:摩罗精神的自我剖析与确认

《墓碣文》借助恐怖的梦境审视自我、表现自我、确认自我,将自我内心最为幽暗的角落展示给世人,是鲁迅摩罗心态的又一次自觉而集中的表达。《墓碣文》中的恐怖的尸体,暗示了鲁迅的精神深处的摩罗性自我。那种大胆而猛烈的怀疑精神,犹如陈腐的尸体一样令人恐怖。这种对摩罗精神的选择,来自鲁迅所接受的摩罗诗人的影响,尤其是尼采哲学的影响。

无拘无束的黑色精灵——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的美学精神阐释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小说以毫无顾忌的笔法塑造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黑孩形象。作为莫言文学生涯的新起点,《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形象,黑孩身上更是隐含着莫言日后文学创作中的那股激越、狂放、浪漫的美学精神,只有理解黑孩,才能理解莫言的文学创作,才能真正进入莫言的文学王国。

“拜伦在中国”与“中国的拜伦”——清末民初“拜伦”译介的再考察

拜伦在中国清末民初的译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的“豪侠式拜伦”到鲁迅的“摩罗式拜伦”,“符号化”是拜伦形象最典型的特征。“拜伦在中国”与“军国民主义”的时代要求和译者主体性操控密切相关,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政治审美化和审美的政治化。“中国的拜伦”作为“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甚至民族精神建构的一部分,被赋予了极强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色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