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同意任意撤回:目的、体系与规则

个人信息同意任意撤回构成对个人信息同意这一有效意思表示的撤销,但与《民法典》第147~152条规定的可撤销法律行为有若干不同,其规范目的在于保障个人信息自决。就权利行使而言,个人信息同意任意撤回权的权利主体是信息处理所涉及的个人。撤回同意时,个人应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个人信息同意撤回不受期间限制,既可采取书面形式,也可采取口头形式。处理者应提供便捷的撤回方式并保证撤回是免费的。同意被撤回后,处理者应停止处理并删除个人信息,但不影响撤回前已进行的处理的效力。在未通过“捆绑禁止”测试时,处理者不得以同意被撤回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服务。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若干限制个人信息同意撤回权的尝试。

控方撤回认罪认罚:比较考察与类型规制

现有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反悔与撤回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被追诉人面向,鲜有涉及控方撤回。但控方撤回在实践中业已呈现出一定混乱局面,应当予以重视。通过考察比较法可知,美国辩诉交易视阈下原则上允许控方在被告人认罪答辩前撤回诉辩协议,认罪答辩后撤回则须基于特殊情形,其体现出的审慎、克制的撤回思路值得借鉴。实体事由上,被追诉人反悔、法院告知调整量刑建议与被追诉人无悔罪表现皆非控方撤回情形,检察机关只能基于新的事实和证据撤回认罪认罚从宽,该新的事实为自然事实,且应厘定为“新的定罪事实”。程序运行上,若控方合法撤回则应给予被追诉人选择权,并贯彻“供述失权”原则;若控方非法撤回应给予其程序性制裁,并坚持特定履行原则;同时协调公诉变更与控方撤回,只允许补充起诉情形下撤回认罪认罚。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进行规制,可以将控方撤回认罪认罚限制在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撤回权:基础规范与制度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新兴制度,其制度构建侧重于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的处理,而对于被追诉人撤回权的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出现了法律层面的漏洞。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认罪认罚的现象事实上客观存在且并不罕见,故有必要将撤回权的理论研究将从宏观上的框架搭建阶段转向精细化作业阶段,以适应实践中的需求。通过在规范层面完善认罪认罚撤回权行使的时间阶段、正当理由以及法律后果有助于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贯彻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防止冤假错案等制度风险以及体现辩控双方协商的契约性,从而实现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与追求诉讼效率之间的平衡。

论我国患者生前预嘱撤回权的行使

依据“入口—出口”的制度设定逻辑以及《民法典》关于生命尊严和撤回权的规定,可解释出患者享有生前预嘱撤回权。患者可亲自行使撤回权,亦可委托代理,但未经许可,法定代理人不得撤回。患者亲自行使时,对其行使能力要求应采浮动认定机制:原则上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如果撤回的预嘱内容是“拒绝维生治疗”时,可降低行使能力标准。生前预嘱撤回方式的选择围绕“如何让患者更有效地行使撤回权”展开,内蕴便捷患者行使和真实性证明二元价值之争。我国患者可采一切能证明其主体能力和内心真意的撤回方式,体现对真实性价值的倾斜和对便捷性价值的兼顾。

撤回公诉中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汇集、卸除与再分配——以司法领域卸责理论为视角

撤回公诉问题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顽疾,一直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从卸责理论的角度分析,撤回起诉程序实质上是一种疑难案件责任风险流动和再分配的过程。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产生于侦查阶段,通过撤回公诉,案件责任被拦截于法院,并重新回流至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后,检察机关将案件责任通过侦查机关和被告人卸除,但因此造成案件处理效力不明,从而损害被告人权益。为完善撤回公诉制度,需要通过弱化检察机关的卸责机制、加强被告人的责任承担能力等途径,对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风险进行再分配。

论合法行政行为的撤回

行政行为的撤回(废止)与行政行为的撤销、吊销、终止等之间有本质区别,但常被人们混同。行政行为的撤回既非处罚也非纠错,更非行政行为效力的自然消亡,因此应遵循独自的原则和制度。在授益行政行为、负担行政行为中,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的地位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互冲突,因而在设计撤回制度时,须对这两种行政行为采取不同的原则,设定不同的要件并确立各自的权力或权利行使和救济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撤回同意”规则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进一步强化对个人信用信息的保护,其中“撤回同意”规则对征信业合规提出了更高要求。把握“撤回同意”规则的意义,分析该规则在实际执行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对征信业合规的影响,从强化顶层设计、征信合规、培训宣传、多方合作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从而使“撤回同意”规则能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主体的利益,提升征信业务合规水平。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检察机关撤回权的行使与限制

检察机关是否享有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撤回权,一直存在争议。要理清其是否享有此种撤回权,应该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本质属性以及检察机关在该程序中的职能、地位入手进行分析。通过检视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行使撤回权的几种情形,总体上可以分为检察机关主动行使与被动行使撤回权两大类型。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检察机关行使撤回权应遵循一定的规范性要求,在不影响被追诉人实体权利以及坚守信赖利益的情形下可以直接行使;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先于被追诉人行使;如若特殊情形出现,检察机关对程序的撤回则应当给予严格的条件限制。

撤回公诉制度实务问题研究

撤回公诉是检察制度和审判程序中较为薄弱的部分,完善撤回公诉制度对于检法之间的职权平衡及当事人诉讼权益的保障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检法之间“配合有余”、不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及诉讼理念具有倾向性等原因的影响,撤回公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适用范围超限制、功能异化及当事人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对此,一是要严格审查撤回公诉适用事由、加强庭前会议与庭审撤诉处理的衔接;二是要建立科学的检察机关绩效考核指标;三是要强化当事人在该程序中的权利保障,从而在整体上推动撤回公诉制度的规范适用。

企业合规撤回公诉问题研究

当下,企业合规改革已由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逐步深入审判阶段,撤回公诉作为审判阶段检察院处理案件的特殊形式,在合规背景下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对此,为实现企业合规与撤回公诉制度的顺畅衔接,应着力厘清撤回公诉制度的程序定位问题,分析合规背景下撤回公诉制度的适用难题。在制度适用逻辑上,应将完成合规整改作为撤回公诉的前置条件;在实体条件上,应严格审查并规范重案撤诉权的行使;在合规工作机制上,应以法检良性协同为出发点,构建合规工作的共同参与机制。

生物样本泛知情同意的撤回权及相关问题探讨

泛知情同意的撤回权是指通过泛知情同意模式参加生物样本库的捐献者具有随时撤销其泛知情同意的权利,其在国内外都有相应的法律与道德基础。明确这一权利符合捐献者、生物样本库等多方的长远利益,既能更好地保护捐献者,也对生物样本库建设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捐献者可随时向生物样本库撤回泛知情同意,然而在涉及国家利益、干细胞治疗、样本去识别等特殊情况时,撤回权将受到一定限制。此外,我们提出信息交互平台的建设是泛知情同意撤回管理的优化策略,为有关机构进一步健全泛知情同意撤回制度和加强实践指导提供理论依据。

论法庭审理中的被告人认罪撤回

作为认罪认罚撤回概念项下的特定一种,法庭审理中的认罪撤回既不同于审前阶段的认罪撤回,也不同于法庭审理中的认罚撤回,而是必然伴随着因撤回而引申出的程序适用的转换、审理重点调整与具体证明方法的适用差异,具有不同于其他认罪或认罚撤回的于实体、程序与证据层面的三重功用,承载着昭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主体的自我决定权、弥补被告人权利处分能力不足、平衡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差异,以及实现商谈语义下“共识性正义”的积极功用。基于将法庭审理中的认罪撤回形塑成一种“备而不用、用而有效”的利益衡平机制与风险控制手段的目的考量,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当以从赋权与规制的双重径路出发,在回归认罪认罚撤回的权利本质,将法庭审理中的认罪撤回作为认罪被告人于法庭审理阶段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予以明确的同时,限定庭审认罪撤回的时间与庭审认罪撤回的理由。

论文撤回声明

发表在贵刊2022年第5期的《聚烯烃弹性体/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改性沥青混合料的抗老化性能》一文的试验测试数据存在缺陷,经慎重考虑决定撤回该文,特此声明并向读者致以由衷歉意。2023年8月28日.

被追诉人认罪撤回权的证据法研究

被追诉人的认罪撤回权是指,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之后,由于反悔或者其他原因,推翻先前认罪认罚的内容并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对案件重新做出处理的行为。为了保障被追诉人“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鼓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并能够作出真正自愿的认罪,立法应当明确赋予被追诉人认罪撤回权。口供是认罪的概念核,认罪的证据性后果是获得被追诉人的口供,程序性后果是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一审判决前,被追诉人可以无理由或以任何理由,以书面形式行使认罪撤回权。被追诉人行使该权利的,在程序方面,应当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建立相应的程序转化机制;在证据方面,认罪认罚具结书失效,被追诉人先前的有罪供述、认罪后作出的陈述以及依据有罪供述收集的其他证据应当一律排除,其中依据有罪供述收集的其他证据在三种例外情形下可以采纳。

论文撤回声明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发表的论文《基于STEAM理念的RPG教学游戏设计与应用研究》(第126-132页),已被撤回,此文作废!

《个人信息保护法》同意撤回规则的教义学评析

同意有不同的类型,其撤回也各有不同的理论依据。单纯阻却信息处理行为违法性的同意,性质上是单方的准法律行为,基于人的自我决定权之法理,在侵害行为实施前,应当允许受害人撤回已作出的同意。在各类服务协议中授予相对人使用个人信息的同意,性质上是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不仅存在违法性阻却的效力,更在双方之间建立了无偿的服务合同关系,基于服务受领人的任意解除权,信息主体可以撤回授权。统合了上述情形的同意之撤回,或以撤销称之更为妥适。同意撤回的规范构造包括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撤回权行使的方式、撤回前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不受影响、信息主体不因撤回同意而蒙受不利、撤回同意后信息处理者的删除义务等方面。

检察机关适用撤回起诉的合理性探析

我国刑事案件撤回起诉制度蕴含起诉便宜主义、程序请求、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补救机制等属性,长期活跃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但该项制度在运行中常常因立法规范缺失、权利保障缺乏、规避无罪判决等方面而屡遭诟病,由此产生了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合理性的质疑。文章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不同维度,探析检察机关适用撤回起诉的合理性,最终回归检察机关实践运用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对完善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制度有所裨益。

论文撤回声明

徐建宇、林安川、胡一多等撰写的论文《溶气气浮工艺深度除磷的设计研究——以安宁市沙占河流域治理为例》发表于本刊2023年第3期。由于其文中所用资料和数据与昆明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提供的相关研究报告存在较大争议且尚无定论,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对研究同行造成误导,故声明撤回此论文,并向相关数据库和网站申请撤回此文,请勿再以任何方式加以引用,由此对读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检察院撤回起诉的法理探讨与制度重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对检察院撤回起诉制度予以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仍在运行。由于撤回起诉制度法律规定不明确,监督审查程序运行不畅等原因,导致撤回起诉制度功能变异,在实践中出现的撤诉随意化、撤诉申请限度无限制、以撤诉代替无罪判决等失范现象,致使检察院撤回起诉制度不能发挥其节约司法资源、保障人权的应有价值功能。为了规范检察院撤回起诉,应当从制度理论出发,追溯问题根源所在,明确检察院具有相应的撤回起诉裁量权,规范撤回起诉申请阶段及次数限制,落实被告人救济权利。同时,应当从构建撤回起诉制度统一立法化,健全“司法必要审查”监督及再审救济程序方面对检察院撤回起诉制度进行完善,以此真正发挥检察院撤回起诉制度的功能和价值。

Y公司IPO撤回原因与反思

企业IPO上市是促进企业发展、应对资本市场变化的最佳选择,然而由于我国加大对资本市场的管控力度,各板块审核要点存在差异,以及企业自身存在问题,许多企业在IPO中选择主动撤回。以Y公司为例,基于国内外众多研究理论,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分析其上市前夕主动撤回IPO的原因,为后续想要进行IPO上市的公司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