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朱元璋敕撰书述论

敕撰书是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奉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其敕撰书数量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这些著作以加强立法，整肃吏治为主。集中地反映了朱元璋治国安邦的思想和主张。对于向官民进行遵纪守法教育。

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衍

儒家伦理在东亚社会的传播过程中,教化性敕撰书的颁布和流传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明初编纂了多种类、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教化性敕撰书,如《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五伦书》《历代臣鉴》等。这类书籍东传至朝鲜半岛,不仅影响着朝鲜王朝人士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接受,还产生出《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海东臣鉴》等衍生性著作。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情形,实际呈现了儒家伦理纲常思想在周边诸国的下行与实践过程。

從考古新見《嚴公貺墓誌》看柳公權書法的幾個現象

本文據考古新發現的柳公權撰書《嚴公貺墓誌》,結合相關其他柳書新出文物及傳世文獻,在考古隊發掘報告兩文的基礎上,略兩文所詳,詳兩文所略。重點討論柳公權“撰并書”作品的一些特點,並對柳公權撰著硨詩進行文學考察,同時談及柳書的被鐫刻及其與刻工邵建和的交往,從柳氏家學看柳公權書法,對書法史上流傳甚廣的柳書“諛閹”說,也提出了新的平心之論。

李商隐撰书《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祔墓志铭》新论

西安市长安区近年出土李商隐撰书《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祔墓志铭》,是李商隐撰书的唯一存世墓志实物,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唐长孺先生的名作《论南朝文学的北传》,以本墓志用纯粹散文写成为切入点,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与影响、李商隐个人的生存境遇和文学旨趣,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丁日昌与书

从丁日昌藏书、禁书、荐书、撰书、督导译书、编书和刻书等七方面来描述丁日昌治书活动,突显其弘扬传统文化和引介西方先进科技的可贵精神。

明朝官修劝惩性史书初探

本文论述了明代官修鉴戒史书的特殊性，一是明代官修鉴戒史书数量多，针对性强，针对面广；二是明代官修鉴戒史书与其他鉴戒史书相比，在内容和性质上明显不同，本文称之为劝惩性史书。本文还考察了明代统治者对史学鉴戒功能的态度及其与高度集权政治的关联，试图通过分析明代劝惩性史书的社会效用。

“制书宜尊”

“制书宜尊”向燕南清代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列举要略十五条，其中十三为＂制书宜尊＂。践履其理论，他的《史籍考、》分古今史籍为十一部五十五类，而首列制书置于诸部之上。章氏的理论和实践，反映了明代以来在文献目录分类中的一种新倾向。案＂制＂本帝王之令也。...

劣质教材是这样炼成的

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在第5期杂志中，我们揭露了目前电脑培训教材中的一些质量问题，在全国各地激起了巨大反响，文章刊出后，一些亲身有少劣质电脑培训教材制作经历的读者也主动与编辑部联系……

《北齐赵征兴墓志》考及其他

此石宽七十四厘米,高六十六厘米,有界格,无撰书者姓名,序文十八行,铭词六行,连题共二十五行,满行三十二字。序文与铭词之间,空五行,因其新出,又为私家收藏,所以尚未见著录,同时知者甚少。《北齐赵征兴墓志》全称《齐故平南将军太中大夫金乡县开国侯赵君墓志铭序》。一九九五年出土于江苏徐州之郊三堡乡,为私家所收藏。此石宽七十四厘米,高六十六厘米,有界格,无撰书者姓名,序文十八行,铭词六行,连题共二十五行,满行三十二字。

明代劝戒文学新探

明末拟话本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劝戒主题"鲜明,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引起广泛关注。纵观整个明代文学,劝戒主题不仅仅存在于拟话本小说中,也不是明末才出现的,明代各个时期都有很多以劝戒为主题的文学形式,本文称之为"劝戒文学"。敕撰劝戒书、家训、民间劝善文都属于"劝戒文学",并从上、中、下三个层次为明末劝戒文学的风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