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人自撰墓志

唐代是墓志繁盛时期,今存世墓志在七千篇以上,而自撰墓志却异常罕见,较完整者似仅见八篇。自撰墓志多出名家之手,其思想性、艺术性值得关注。本文从志文所述性格、经历着手,探讨了志主的思想,从侧面反映出唐代社会的某些特质;同时也分析了自撰志的艺术创新,指出它们在内容、形式上的变革,是为了抒情的需要,从而使墓志文体逐步摆脱实用性,而趋于文学化。

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据存世资料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共有33方,现存计有18方。自撰墓志铭虽非宋代墓志铭撰写的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绝如缕。自撰墓志者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一直宦海低迷、困顿下僚,还有的终生居于草野。这些墓志铭,有的形式自由、内容简单,也有的中规中矩,与他撰墓志无异。撰者之所以直面自己的生命,或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或是理想与现实反差下的牢骚之语,抑或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墓主的自我释放,乃至表达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此类文献的历史书写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杜牧的生命观——以《自撰墓志铭》为中心

透过杜牧《自撰墓志铭》"史笔"般的安稳、静谧、平板与和缓,可以看到他浓缩在"史笔"下的生命曲线和隐藏在"史笔"后的灵魂本真以及省己察故的精神品格,从而看到杜牧无法安顿的生命及其生命突围。

从自陈到自辩:宋代自撰墓志书写意识的转变

通过对比蒲远犹、罗必元的他撰、自撰墓志,可以发现北宋时两类墓志差异显著。而南宋时自撰墓志选事、叙事“公共化”,风格趋向他撰墓志。自撰、他撰墓志拥有不同的写作传统,自撰墓志属“自述”文体,历经自证、自况、自陈、自辩的模式变迁,从关注“时”转向关注个人之“幸”。北宋自撰墓志多模仿白居易自陈,南宋时则多用冯道之法自辩。该变化源于文人在他者凝视下进行自述,而宋代的他者凝视又因为墓志传播由石向纸而强化。纸本使得刻录自撰墓志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时人不再据石本容量整合自撰、他撰内容,反将他撰文本作为“题跋”附于自撰墓志。传播环境的变化不仅改变了自撰墓志的刻录形态,也促使自志行为和文本走向分野。

新见唐人自撰墓志铭两种—— 《韦庇墓志》《刘子晖墓志》辑考

自撰墓志铭,是墓志铭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到了唐代中晚期,在古文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开始较多出现。胡可先先生认为:"自撰墓志,是一种特殊的墓志铭,也是撰者所作的特殊形式的自传文章,或叙行迹,或述家世,或抒感慨,或发议论。与一般墓志相较,更能表现出撰者的性格、心理与文才,既是生命本真的映现,也是文学个性的凸显。"〔1〕自撰墓志铭,由于更具文学性而广受关注。笔者新近收藏的两方自撰墓志铭拓本:《韦庇墓志》《刘子晖墓志》,墓志均出长安,撰写年代相近,但作文者个性、心态迥异。

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据《管见抄》本题注考辨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之真伪

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墓志铭》,岑仲勉曾列举十个疑点,指为伪作。其后陈寅恪及罗联添等都认同岑氏的质疑。而耿元瑞、赵从仁则对岑氏所列举的十条论据逐一反驳。但争论双方都没有注意到日本内阁文库藏《管见抄》本《墓志》的题注:"开成四年,中风疾后作。"本文以此为基础,结合《旧唐书》本传所载"四年冬,得风病","仍自为墓志"之说,重新逐条对岑氏所提出的十大疑点进行考辨,认为《管见抄》本是白居易自作墓志的有力旁证。现行《墓志》已失原貌,有后人妄改和补笔的部分。

唐代墓志刻工三题

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四者在制撰过程中关系发生变化。墓志刻工具有身份随意性,分工多样化的特征,他们凭借精湛的镌刻技能,可获得丰厚酬金。墓志镌人因出身低微,技艺世代承袭,具有保守性。一般而言,官府墓志刻工只允许担任本署令的伎术官,但在唐代墓志中亦存有特例。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因墓主形成一种稳定的团队结构,这种结构在墓志制撰过程中因群体性合作得到强化和认同。

《慎节老人墓志》初探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馆藏《慎节老人墓志》,志主为明英宗、宪宗时期官至工部侍郎的张颐,志文由志主自撰并实际使用,在志铭体例、卒日记述等方面有独特之处。张颐虽然在明宪宗时期依附专权宦官汪直,但其某些政治主张和政治作为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张颐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世袭卫所武职家庭,通过此志亦可了解这类家庭的入仕途径及其门风演变的情况。

校书谢幕 相国志墓——段文昌为薛涛志墓的意义和影响

段文昌为薛涛撰墓志铭,典藉有载。段公何以会欣然要为薛涛撰墓志?显然一是基于了解薛涛,一是基于薛涛是个有气节而又有创造性的女性。千百年来,后人对段文昌为薛涛志墓事,认为举是公正,深得人心。据此可见当年段文昌对薛涛的评价是正确的。

新出土“大历十才子”耿湋墓志及其学术价值

新近发现的《耿湋墓志》透露出来的文学信息非常丰富,可以补充和订正耿湋的名字和生卒年、家世和历官;所记载耿湋的升迁和贬谪,对于理解其仕途沉沦、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墓志叙及耿湋的文学交游,也昭示出中唐由代宗大历到德宗贞元年间文学环境的变化;墓志对于耿湋"才子"和"诗人"的定位,非常切合耿湋的文学个性和诗歌创作实际;考察墓志撰者侯钊,也提供了研究耿湋立身行事和平生交游的印证材料。《耿湋墓志》是我们研究以"大历十才子"为中心的中唐前期文学的重要文献。耿湋墓志的出土,也引起我们通过出土文献对于"大历十才子"的思考。

《唐李幼卿墓志》及其相关问题谫论

《唐李幼卿墓志》是唐代重要诗人的墓志。李幼卿是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诗人和散文家,现有《游烂柯山》等六首诗传世。他与当时的文学家刘长卿、钱起、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都有交游。墓志记载了李幼卿的家世、科第、仕宦、卒葬等,是其一生的真实记录,尤其是记载李幼卿的文学活动以及安史之乱当中的经历,为我们研究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与文学,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材料。墓志撰者柳识,是中唐前期古文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

王绩生前,自撰墓志铭。他写自己“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他还说自己“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王绩给自己写墓志铭,将自己写得跃然纸上,活脱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