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植物谱录的撰者身份与知识来源

宋代植物谱录的作者大多出身士人阶层,主要通过培植、观赏、宦游以及读书等几种方式获取植物知识。儒学“格物致知”的思潮启发了士人创作植物谱录的兴趣,他们一方面注重所记录植物知识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阐释草木之理以达到“穷理”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花工这一群体在植物知识的更新演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和士人“穷理”的目标不相关,最终使得这些植物知识真正的创造者反而隐匿于文本中。借由对植物谱录作者及其知识来源的考察,可还原宋代植物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进而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观照社会思潮对于植物知识书写的影响。

《毛诗正义》撰者及编撰时间考论

《毛诗正义》虽作为《诗经》注疏史上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但其撰者及编撰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本文详细考辨了《毛诗正义》的编撰、修订次数及具体时间 ,缕析了《毛诗正义》的各次参撰者 ,以期有益于对《毛诗正义》的进一步研究。

《便民图纂》撰者新考

《便民图纂》是明代颇具代表性的一本日用类书,前人对《便民图纂》的撰者及其成书年代等基本问题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将逐一评析前辈学者关于其撰者的立论,厘清其真正的撰者与初刻本,并对日本内府藏的弘治壬戌刻本进行简要的介绍。

《掾曹名臣录》撰者考——兼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一点失误

《掾曹名臣录》是明代正德九年(1514)编成的一部传记集，有明刻本传世。掾曹，指官署中负辅佐之责的属官。本书专收明代出身于掾曹而最终成为名臣的人物的传记，传主计13人：刘敏、李友直、徐唏、杨时习、况锤、平思忠、胡鼎、王堂、曾仍、刘本道、王恺、单安仁、李质……

六朝墓志的撰者与书人身份辨析——兼与王志高、华人德等先生商榷

随着六朝墓志出土数量的不断增多,墓志的书法艺术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亦随之越来越多。然而,关于墓志参与者(撰者、书人)的身份问题,学界仍是众说纷纭,究其原因,在于对墓志撰者、书人、刻工的具体分工认识不清。据出土墓志及相关石刻资料判断,六朝墓志在文字形成与刊刻过程中,确实存在撰者、书人与刻工的不同分工。在明了墓志书法参与者具体分工的前提下,再综合考察六朝士人参与墓志书写活动的可能性,以及自东晋至南朝墓志设置目的的变化,基本可以认定六朝墓志的撰者身份:东晋墓志的撰者多为墓主亲属;南朝墓志的撰者则由墓主亲属拓展至友人,其中皇室贵族的墓志甚至由著名文人担纲。而六朝墓志的书人情况,则较为复杂,应区别对待。如此,方能使六朝墓志书法的艺术价值得到客观定位与公正的评价。

《说文解字系传校勘记》撰者订误

诸多材料对祁刻本《说文解字系传》所附《校勘记》撰者的著录不一致,或为承培元、夏灏、吴永康,或为祁隽藻,或为苗夔,而只有第一种才是正确的。不论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统一《校勘记》撰者的著录都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

现存最早记录昭君自请远嫁匈奴故事的文献《琴操》,目前学界多认为是东汉蔡邕所撰,此书并全文收录了所谓昭君所作的琴曲《怨旷思惟歌》。然而,通过对今本《琴操》作者问题的考证,可知此书实出于晋代。据此可知,含有自我意识觉醒成分的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是东晋文学自觉风气的产物。它的产生,印证了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期的开端。

抄本《明史列传》撰者考辨

抄本《明史列传》的撰者被定为徐乾学是错误的。该书卷首韩方卓的跋文失误颇多,不足以证明此书为徐乾学所撰。有关徐乾学的传记资料和明史纂修的史料亦可印证徐乾学未曾撰写过《明史列传》。将该书与万斯同的《明史》和王鸿绪的《明史稿》比较后,确认此书系后人将上述两书的诸臣传中各抄录一部分组合后,另题名为《明史列传》。

《书目答问》撰者考辨

《书目答问》撰者考辨林基鸿众所周知，《书目答问》是一部很有特色、影响深远的目录学著作。但此书的撰者为谁？这却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书目答问》的多数版本题张之洞撰，多数学者亦认同；少数版本，如民国十年上海朝记书庄翻印本则题“艺风老人（缪荃孙）原著”，部...

以出土材料校常熟县志错误一则——常熟县志《张文麟墓志》撰者纠误

《常熟县志》中记载了很多常熟籍名人，明人张文麟便是其中一例。张文麟，苏州府常熟县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官至福建建宁府知府。其传略最早见载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管一德纂修的《皇明常熟文献志》卷4《科第上》，曰：“张文麟，懋之孙，第五名经魁，乙丑进士。字公瑞，号端岩。……所居巷名日步道巷，邑中言豪华者称焉。王世贞撰志。”其后清代所修诸志，内容大体相同。

《晋书》结集原貌及撰者问题考述

考察《晋书》结集原貌,依据《旧唐书·经籍志》最为可靠,因为它是(后晋)刘昫等根据(唐)毋煚《古今书录》编成。关于《晋书》撰者厘定问题,由于历代史志、书目、政书及类书等文献的记载简略且多有抵牾之处,现代学者,各有所依,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韩国15世纪首部官撰《唐柳先生文集》考释

《唐柳先生文集》是朝鲜朝世宗命集贤殿群臣崔万里等人编纂的古代韩国首部柳宗元个人诗文集,以初铸甲寅字金属活字本刊行。作为世宗为振兴诗学所刻的必读书目,它自产生之后就广为流传,成为了朝鲜朝士大夫们研习汉学的重要文本和资料,是柳宗元诗文集的域外珍贵版本。其古今诗部分(第四十二、四十三卷)现藏于韩国国会图书馆,通过考察《唐柳先生文集》的编次及讹误字、注解等探究其具体底本,还原其编纂过程,可以有效探索其在古代韩国的影响和独特的价值,进而对海外柳学研究有所助益。

梁陈入北文士修撰梁史考论

萧梁亡国后,梁史主要由梁陈之际的入北文士修撰,其中绝大部分出于私修,并且多属于记录梁末史事的“偏纪”一类,这跟撰者的个人经历、故国记忆及客观上的史料欠缺有关。姚察、许善心、何之元、姚最、刘璠等入北文士通过对称谓、断限、结构、体例的设计,表达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情感态度。受益于独特的历史契机与文化环境,萧梁旧史的修撰格外丰富多样,为此后南朝史的整理奠定了基础。

从《西域地理图说》再探《回疆志》的编撰与成书演变

作为清代最早有关南疆的志书,《回疆志》虽广为人知,却版本繁芜,以致在现有不多的研究中抵牾甚多。文章考辨了《西域地理图说》与《回疆志》的关系,考订《回疆志》的版本源流,将其成书过程划分为草创、增撰、补订三个时期,分别考述永贵、固世衡、苏尔德、达福诸撰者在不同阶段所作的贡献,梳理成书过程中体制、内容上的传承与演变,探析不同时期草创本、南屏理本、吴丰培本、成文本、国家图书馆藏本等版本的异同,以弥补《回疆志》庞杂版本系统中成书环节的缺失。

内蒙古撰山子地区遥感信息提取及找矿预测

为了拓展遥感找矿技术在金找矿方面的应用,以内蒙古撰山子地区为例,选择Landsat 8 OLI遥感数据,在影像数据预处理的基础上,选取B7B5B3波段融合以增强区域构造信息,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阈值分割提取蚀变异常信息,结合区域地质特征和撰山子金矿床地质特征及遥感解译信息建立了撰山子地区金找矿标志,并圈定3处找矿预测远景区,经实地验证,找矿预测远景区存在金矿化,认为基于OLI遥感影像的线性构造、环形构造和遥感异常信息可作为金找矿预测的辅助手段。

中国传统正史修撰内在张力的历史政治学诠释

中国传统正史修撰兼具历史书写与政治实践的双重属性,因其演变的延续性与变迁性、过程的权力性与参与性、体例的结构性与能动性、功能的承袭性与回顾性而蕴含深刻的历史政治学意义。正史修撰既在历史的延续变迁中见证了史官地位的迁移、史学意识的发展、史书质量的变化,又在政治权力的运作更迭中与政权形象的塑造、政事记叙的策略、政局形势的影响密切关联。基于上述双重逻辑的共生交织与互动融合,正史修撰的相关实践不仅逐渐背离史以制君与直书实录、史为经翼与掌书赞治、史持正道与著书通变的史学宗旨,而且日趋偏离兴立教化与以立时治、视往鉴来与惩前毖后、褒贬垂训与长治久安的政治功能,从而呈现出多维复合的内在张力。

浙东唐诗之路对日本汉诗集“敕撰三集”的影响研究

由六朝缙绅文化积累奠基而成的浙东唐诗之路,是一条将唐诗与自然风光、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浙东地域文化结合起来的文化遗产路线。六朝文化中的隐逸情结、诗酒风流飘洋过海,为数百年后的日本平安朝诗坛所向往和追求。留学浙东的日本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归国时带回大量珍贵的典籍资料,有利于浙东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对平安朝初期编纂的“敕撰三集”的诗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杜撰”“肚撰”与“臆撰”

关于“没有根据地编造;虚构”义是用“杜撰”还是“肚撰”,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有的认为“杜撰”一词与姓“杜”的有关;也有人认为“杜”“土”同音,“杜”表“自己的;自家的”义。其实“肚撰”更有说服力,不仅出现时间早,理据性也更强,与其同义词“臆撰”一样,由“内心”义进而表示“主观地/的”义,再引申出“没有根据地编造;虚构”义很自然。汉语中“肚”“臆”“胸”“肠”“腹”都有“内心”义,它们及其构成的“肚X”“臆X”“胸X”“肠X”“腹X”等词,也都引申出了“主观地/的”之义,符合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理论。

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