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论视角下中国摩崖石刻翻译策略研究--以桂林摩崖石刻为例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大量古代典籍和近现代文学作品被译成外文,广为流传,而集文学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广泛存在于名胜古迹中的摩崖石刻却鲜有译文。因此,摩崖石刻虽是我国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却鲜为外国游客所知。本文以桂林摩崖石刻为例,探讨操控论视角下,摩崖石刻文本的选译原则和一般翻译策略,以期推动我国的摩崖石刻艺术“走出去”。

操控论三要素对晚清小说翻译政治功利性的阐释

本文从操控派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这三个角度出发,阐释了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的政治功利性。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为了弥补本土诗学作用的不足,借此改变落后的意识形态,晚清小说翻译活动展开了,并得到了当权者与出版机构等赞助人强有力的倡导与支持,去完成启蒙民众,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翻译活动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功利性,这也是翻译选材与策略选取的轴心。晚清小说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文学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对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的评价应充分考虑到它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发挥的作用。

操控论视角下汉语具有文化内涵旅游宣传资料英译策略研究

本文运用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的操控理论探讨了具有文化内涵旅游宣传资料的英译问题。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是翻译界两位最杰出代表,他们认为翻译学即是文化互动学。根据这一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分析样例,对具有文化内涵旅游宣传资料的汉译英进行考察、分析,进而总结归纳出一些有效的基于文化操控论的英译策略。

从操控论看葛浩文的“改写”给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翻译作为文学"走出去"的必要途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文学应以怎样的姿态"走出去"引发了译界的思考。美国当代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本文从文学操控论的角度分析其翻译中饱受争议的"改写"现象,重申"改写"是文学翻译的本质,是符合文学发展与传播规律的行为,译者有必要认识这一"规律",顺势而为,方可延续作品在异域的生命。此外,葛浩文也代表了中国文学外译的一种成功的译者模式,表明当前由西方汉学家来承担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工作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时,本文还提出:译者有必要对"改写"现象正确认识,合理发挥译者主体性,做个既尊重作者又关怀读者的"改写者";文学赞助人应当对译者与翻译过程施加方向正确的影响,多做有益文学译介的决策。

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融合——从操控论的角度探讨《迦茵小传》译本的杂糅现象

近代文学翻译的开创者林纾是一个矛盾的个体。《迦茵小传》这部诞生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富含杂糅现象的译作,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林纾的译文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杂糅,表现在语言和文化等各方面,这些貌似矛盾的举动使得林纾的译文兼具中国特色和异国情调。本文采用操控论的研究框架,并且借用了多元系统理论和描述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翻译。

从勒菲弗尔的操控论看意识形态对晚清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严复、梁启超翻译为例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简单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研究应该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从勒菲弗尔的操控论角度对晚清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探讨意识形态对其产生的操控。

从操控论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受控对象

操控学派理论认为,翻译是对源文本进行的一种改写,是一种操控活动。而在翻译这种操控活动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受控对象,译者、文本和目标文化。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文本受译者的操控,而目标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受到译本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从“操控论”看《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

勒菲弗尔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学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翻译实践。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具有操控作用,这种作用是多方面的。通过对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David Hawkes)的两个《红楼梦》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以证明意识形态对翻译不可低估的操控作用。

从操控论看晚清翻译小说

在晚清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翻译小说的主要使命是启蒙民众、救亡图存,而小说的艺术价值退居其次。该文以操控论为基础,从历史文化角度,以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为立足点来研究和分析晚清小说翻译,说明译入语文化对晚清小说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和操控。

从操控论视角评维新派的经典译介及其政治观

20世纪初,中国国运不济、国力衰弱,为西方列强蚕食。在这一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下,中国维新派翻译迅猛地发展起来。它不仅开启了中国辉煌的现代翻译史,而且使中国翻译文学从附属学科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大环境影响,维新派的翻译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性,并突显出极强的矛盾政治观。文章选取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位翻译名家:严复、林纾,从翻译学操控论理论的一大主要因子——意识形态出发,做比较性地典型分析从而揭示出其中所体现的普遍政治观。

操控论视角下葛浩文翻译选材研究

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民开始重新关注中国文学的英译。而葛浩文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集大成者,其翻译思想与实践非常值得一探究竟。本文从操控论视角出发,探讨葛浩文本人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背景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翻译选材的操控。

操控论视角下《安妮日记》的改写与翻译

操控论使翻译研究超越了翻译标准和文本对比讨论的局限,转向了对语言因素之外的文化和政治等宏观因素的关注。以操控论的视角对《安妮日记》进行观照,可以发现该作的改写与中译行为深受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与制约。

操控论视域下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翻译策略研究——以葛浩文为例

各国间的紧密性加剧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迫切性。根据前50年的发展过程,翻译策略这一具体问题仍然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一大议题。以葛浩文译品为个案研究对象,描述在操控论视域下翻译策略使用。通过各种改写手段,提高文本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流通,保证译本的对外传播,真正使中国文学"走出去"。

操控论视阈下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及其特点

操控论认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赞助人三要素是影响文本最后形成的关键因素。在这三要素的影响下,中国译者的译文在词汇、句子和篇章等层面必然呈现出有别于标准英语的内容和表达形式,形成具有显性特点和隐性特点的“中国英语”。分析中国英语的生成逻辑并剖析其特点,对促进英语教学、指导翻译理论及实践、丰富世界语言和弘扬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伦理模式研究中的操控论与投降论

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怎么译"的翻译伦理模式的构建众声喧哗,异彩纷呈,其中有两个声音是清晰可辨的,那就是主张从目的语语境出发,用自我的意图、目的、用途、计划或期待等对原文进行改写和取舍的操控论和主张放弃自我走向他人、让原文原原本本呈现的投降论。在这两种论调中,前者是倡导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尺度的利己主义,后者则是一种放弃当前目的、关怀原文本真状态和原文自身价值的利他主义。

华裔作家哈金自译研究——操控论视角

《落地》是著名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唯一自译作品。本文从翻译研究派的操控理论视角,探寻该自译所受到的各层级操控和自译者采取的相应调适策略。通过英汉平行语料比照分析有以下发现:(1)该自译者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限制并据此进行了相应的改写操控,一方面,在富有思想性和政治性的表述上,采取了泛化、概括、模糊化、改写甚至删减等策略以规避因意识形态不同可能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在诗学层面,从词汇、句式到篇章自译者采用了完全的归化策略,创造了迥异于原移民文学的诗学体系。(2)自译者往往依据目标语市场选择突出诗学可读性还是削弱其意识形态批判性。(3)作品的生命可以在翻译中得到延续,但文学的名声可能在翻译中得以留存、改变或消失。

翻译改写:意识的操控——以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为例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当代中国文学英译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其翻译改写却一直饱受学界争议。对文学翻译来说,改写究竟是必要手段,还是对原文的不忠?文学操控论指出改写是种操控,是文学进化发展的助推力。而翻译正是一种最明显的改写。该研究以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的翻译为个案,对其翻译中所做的改写进行考察,发现大量改写多是由目标文化的意识形态综合作用于译者而发生的,目的是让译作被更多读者接受,延续作品在异域的生命,而这也正是译作成功的关键,是符合文学发展与传播规律的行为。

罗什僧团译经及其背后的政治推手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被梁启超推崇为"两大译师"的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虽时隔三百年之遥,却殊途同归,影响独步一时。他们的译著为后世研习,译风被后人效仿。归纳其成功原因,二人同时具备三点:一、自身精通佛法,兼谙梵汉;二、依遵王命,奉旨译经;三、云集众贤,通力合作。但后人谈罗什译经,往往强调罗什自身才华,却忽略其成功背后的客观因素。这里包括后秦统治者姚兴的鼎力支持和众高僧通力合作。

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操控——以《绿野仙踪》的两种汉译为例

操控论指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操控。意识形态指用于规范人们行为的模式、惯例、信仰所形成的框架体系,操控译者对儿童文学源文本的选择和译者的语言特点。赞助人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因素。儿童是儿童文学的重要赞助人,要求译者从儿童读者的角度出发,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使译作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

诗学形态作用下葛浩文的翻译改写——以《生死疲劳》的英译为例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文学英译的第一人。然而,他的翻译却一直饱受学界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其翻译中的改写。该研究以文学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以《生死疲劳》的翻译为个案,对葛浩文在翻译中所做的改写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中确实进行了较多改写,其中很大一部分改写是目标文学系统的诗学形态综合作用于译者而发生的改写,这不是译者的无心之举,而是有意为之,其最明显的意图便是让译作在异域环境中为更多的异域读者接受,从而延续作品在异域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