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操演”理论下的后现代西方男装女性化审美现象

文章为探讨与总结20世纪后现代西方男装多元化审美现象成因,借助朱迪斯·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以20世纪西方反正统文化运动为背景,从“性别操演”的三个维度出发,阐释西方后现代男性在反主流文化社会背景下如何借助服装进行操演实践,以及对男性着女性服装的多元化审美现象解读。20世纪后现代西方年轻人在国家强权政治与“技术治理社会”的冷漠文化景观下,通过一系列反叛旧道德的行为表达新的愿景与诉求,在服装上打破“灰色法兰绒”套装对男性传统身份的性别建构,借助服装媒介进行反对西方传统文化秩序的操演实践。

从操演性理论看梅兰芳的访美演出

分析梅兰芳美国巡演成功的原因时不能忽视梅的男旦身份。梅兰芳是在“《享乐人》事件”之后登上美国舞台的,因此他的成功是以一种“现代男旦”的成功为前提的。舞台之上,梅剧团通过对男旦的策略性阐释使中国戏曲的“男扮女”传统获得了理解。而舞台之下,梅则时刻以彬彬有礼的绅士形象示人,因此赢得了美国公众的普遍认可和尊重,使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与西方形成“共时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兰芳访美既是向西方展示中国戏剧美学价值的一次旅行,也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的当下形态的历史事件。

论《棋王》的身份操演性与寻根文学的“还原”倾向

在“先谋生,后下棋”的忠告与无字棋的警示下,王一生一度将下棋视为低于生存需要的无功利行为;与倪斌的接触动摇了王一生的人生信条,“被征用为床的舞台”内置了身份操演与身体在世欲望的诱惑,王一生在棋赛中意识到棋不仅是使精神悬浮于肉身之上的“轻”,更是支撑肉身的必要之“重”,实现了从“为棋养性”到“为棋养生”的跨越;通过对“表演性”的引入,王一生消解了棋与生的对立性,彰显出寻根文学回归原点又超越之的“还原”书写策略。

走出“性中心主义”——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研究

20世纪以来,精神分析在为女性主义提供丰富话语资源的同时,也对女性主义形成了一种话语桎梏。这突出表现在女性主义的“性中心主义”倾向上。酷儿理论虽然在打破异性恋霸权、丰富对边缘群体的差异性研究等方面发展了女性主义,但“性中心主义”的问题在酷儿理论中依然存在。这种“性中心主义”倾向至少有两种表征:第一是在语言或理论框架上将“性”作为理解主体的核心,第二则是对“性压抑假说”以及相应的“颠覆”“揭露”“祛魅”的反压抑策略的迷恋。在对“理论”的反思过程中,酷儿理论家塞吉维克以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和克莱茵的客体关系心理学为话语资源,修改了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提出了自己的“酷儿操演”。“酷儿操演”以情动的主体模式为理论基础,以修复为基本的理论取向,以羞耻的情动经历为主要内容。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不仅在“性中心主义”之外,找到了另一条将主体丰富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概念化的路径,也提供了“后理论”视野下一种更具生产性的理论范式。

理念和生成的剧场——论德勒兹的戏剧哲学与操演理论

德勒兹的哲学始终被戏剧元素浸染,其早期提出的“戏剧化方法”一方面指向认识论上对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指定了潜在理念的现实化过程。这使德勒兹思想本身成为一种“剧场哲学”或“理念剧场”,同时与雷曼所谓的“后戏剧剧场”关联起来。其后期提出的“生成”概念既指生成—女人、生成—儿童等各种具体的生成,在思想的连续性中,又是潜在理念现实化进程的另一个名字,这种意义上的生成也能使我们从更深刻的意义上重新理解与剧场实践紧密相关的操演理论。德勒兹对意大利戏剧导演贝内的讨论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

媒介·语言·性别——性别操演理论下的“王心凌男孩”

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旨在探析性别身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消费社会语境下,关注大众流行文化对性别身份建构的生产性研究是探索社会性别机制的现实途径。“性别操演”理论下的“王心凌男孩”从媒介语言传播的重复性和媒介技术的偏向性完成了对性别身份的再建构,而大众传播媒介搭建的媒介空间以及消费文化的存在又使得固化的性别规范在不断被颠覆的过程中拓展了更多包容性和可能性。

角色扮演游戏中青年玩家的性别转换研究——基于性别操演与戏仿的视角

在电子游戏中,玩家既能创建脱离现实的数字化身,还可实现性别转换扮演异性角色。本文以朱迪丝·巴特勒的性别操演与性别戏仿理论为基础,通过对青年玩家的访谈,将其性别转换实践分为操演型性别转换和戏仿型性别转换。玩家对性别转换的认识与他者的想象揭示了游戏空间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与性别转换作为性别戏仿的不稳定性。玩家虽然能够依托游戏展现性别转换的颠覆意义,但是始终无法摆脱游戏话语的局限。

性别操演下的舞者身体——性别的显现与消解

性别操演理论是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学者朱迪斯·巴特勒在其著作《性别麻烦》中提出的主要理论,其用系谱学的批评方法揭开形成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等基础领域的过程是长期以来权力形式运作的产物,而并非自然既存的事实。如同“操演”的实质一样,我们现在从来不会去怀疑的“两性”其实是一种表演的结果,而舞蹈作为纯身体的表演艺术,自然可以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性别操演在舞者身体上发生一连串行为的种种迹象。本文将以一种嵌入、零碎、衍生的方式将性别操演理论同舞蹈艺术联系起来,探究舞者的身体是如何无形地被性别操演所卷入,在这场无声的性别风暴中又是如何感知并应对的。

论巴特勒性别操演论的生成逻辑与伦理转向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巴特勒围绕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性别理论,其性别理论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女性和性别研究,而且正在影响整个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巴特勒的性别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操演”,通过对性别身份进行操演,巴特勒解构了传统的性别理论,建构了福柯式权力谱系学的性别理论,表现出了对话语能动性的高度关注。与马克思由主体能动性走向实践理论不同,在这一系列的批判和解构过程中,巴特勒始终考察的是一个在话语中生成的、不确定的性别。而这个性别所呈现出来的脆弱特质恰好迫使其构建一种以身体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在对生命政治学的进一步反思过程中,转向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伦理学。

身体转向与表演理论

表演理论的兴起受益于批评理论的身体转向,实现了批评理论危机之后文学、文化批评理论施行于社会现实的抱负,同时也有注重身份建构、着眼从社会文化意识层面批判和转变社会现实的物质关怀之意。这其中对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关注及其诉诸在肉身层面的操演成为表演理论最大的生成机制。

神圣与世俗的组构:仪式体育的身体操演变迁

以组构理论为依托,采用文献资料、思辨等研究方法对仪式中的身体操演现象进行研究。研究从仪式与身体操演的多元共生、仪式体育化、仪式中的身体操演变迁和动因审视等角度进行解读,认为:规定性的体感实践契合了仪式主题的形象化处理和仪式意义的高效传达,致使体化实践与仪式的多元共生;在身体操演作为仪式载体的同时出现了仪式对体育元素的遮蔽和解蔽效应;宗教驱动、人本驱动和世俗化驱动传达了身体操演变迁动因的三重变奏;身体操演仪式的反结构与结构特征主导了身体操演的神圣与世俗的组构关系。

“植入”阶级:土改运动中的记忆构建与仪式操演——以四川绵阳为个案

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给绵阳的乡村社会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解构与建构,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植入,农民开始以阶级化视角来审视历史与现实。在重塑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过程中,中共对农民的记忆进行了一系列建构,利用"政治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政治化"方式让农民认识到了苦难的根源。政治、民间仪式的操演促进了农民的象征资本的升值和转化,凭借身体和话语的力量,农民既摧毁了地主的传统权威又表达了对新政权的拥护和感激。记忆与仪式是中共传递阶级意识的载体,两者在土改运动中共生互动、相得益彰,合力生产出执政党所必需的政治资源及权力的合法性。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 :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 ,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 ;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不分男女 ,都可以当讲述者和听众。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 ,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 ,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 ,也可以是“贱民”。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及其政治意蕴

性别操演理论是朱迪斯·巴特勒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核心。在她看来,即使是人的生理性别也不是纯粹的"自然事实",而是建构性"文化操演"的结果。为具体论证这一观点,她区分出人的文化活动的多个维度,来分别说明文化的操演过程对于性别的控制与塑造。语言维度说明了在言语行为中权力与性别的关系;戏剧维度侧重于展示操演行为的动态性,以对固化了的性别本体实行戏仿式解构;仪式维度则意在指出操演行为的重复性,只有在不断的重复中才能巩固和稳定权力作为内在规定性的自身效力。表面上看,性别操演理论似乎不带有任何直接的政治目的,实际上却内含有深刻的政治意蕴,它通过性别身份的解构,从后结构主义立场暗示出颠覆或置换性别霸权的可能性。

文化创伤操演与创伤话语建构

作为文学理论,创伤理论和操演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操演是创伤表征的过程;创伤成为操演的对象。创伤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形成的。对文化创伤的操演是建构创伤话语的途径。本文对文化创伤操演和创伤话语建构的探索与研究,其目的是对所研究的文学理论及批评范式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论证。

后现代主体理论转向中的朱迪斯·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再审视

承认理论、服从理论以及性别操演论三个维度的梳理有助于全面评价巴特勒的主体理论发展。承认是非规范主体追求性别平等的理想;服从是权力话语关系中主体形成的条件;性别操演是巴特勒主体建构的根基,体现了其理论的超前性。巴特勒后现代主体理论既关注主体的能动性力量,也深刻体悟到主体在权力话语中服从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强调主体的反抗性行动,从而在协商中获得权力话语的承认,成为合适的主体。

美国华人男性形象的性别和种族操演

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体制和文化霸权的心理投射下,东方被塑造为他者,以其贫穷、软弱、落后和神秘烘托西方的富有、强大、先进和理性。汤亭亭、黄哲伦、赵健秀、徐忠雄等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对华裔男性气质建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索,他们创作的华人男性形象或是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包容性,或是极具勇气、魅力和反叛等支配型男性气质特征。无论是美国主流媒体,还是华裔作家对华人男性形象的种族和性别身份的操演,都是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虽然华裔作家内部对如何建构华人男性气质尚有争议,但他们的创作不约而同地展现出反政治压迫、反种族歧视和反文化强权的创作立场。

性别身份的认同、戏仿与操演——从三位英国女作家的图文互涉策略谈起

在表达易装、变性与身份认同等议题时,小说仅凭借文字有其局限性,难以表达身份认同与身体形象之间的冲突纠葛。弗农.李的《欧克赫斯特家的欧克》、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奥兰多》和安吉拉.卡特的《新夏娃的激情》都采取图文互涉的方式,透过肖像画、照片和电影等视觉艺术,提供了身体呈现的可见形象,展示了女性的隐秘欲望。形象与文字相互激荡、相互印证、相互质疑,展示了身份认同或者迷惑于一幅历史肖像画像,或者随服装更换而变化,或者借助影像而得以型塑。

撕:网络圈层冲突中的语言操演、认同建构与性别鸿沟

饭圈撕是一个普遍而富有争议的网络文化现象。不同于线下私人生活中的争吵,粉丝在网络上的撕行为构成了一种操演性的、反社会规训的、具有一定创造力的公共交流形式。部分策略性的撕活动具有社群动员和团结的功能,可以强化粉丝的身份认同。在跨圈层的冲突中,审美的性别鸿沟比代际隔阂更为突出。在“丧文化”流行的当下,饭圈为成员提供了宝贵的自我赋权、行动力和群体归属感。减少网络圈层冲突的最佳方法是将青年人的能动性和忠诚从粉丝社群分流到其他社会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