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之际黄河岁修帮价筹款问题探究——以摊捐养廉银为例

乾隆末年,摊捐地方官员养廉银贴补河工帮价需求的策略在东河所在的豫、东两省出现并推广。作为对之前摊征筹款办法的替代,摊捐养廉银实为清廷维持定额河工用银管理体系的一种尝试,此举虽暂时缓解了河工帮价银无款可筹的困境,但摊捐养廉银并非一条稳定持续的治河经费来源。作为清代地方公项开支耗羡银组成部分的官员养廉银总额有限,无法满足数量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河工帮价需求,强制摊捐也引发诸多不良后果,最终河工摊捐养廉银之策被发商生息等办法取代。

由钱粮亏空看康雍乾时期财政制度创设中的因果关系--兼论清朝官僚政治的制度缺陷

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

陋规与清嘉道之际的地方财政─以嘉庆二十五年清查陋规事件为线索

本文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清查陋规一事为线索，观察十八世纪中期以降地方财政体制的演变，展现十九世纪初期地方财政的一般状况。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道光帝谕令各省督抚清查所属府厅州县相沿陋规，分别应存应革，明定章程，作为地方官员公费之用。该事件反映出：至迟在嘉道之际，雍正年间建立的以养廉银制度为核心的地方财政体制已经名存实亡，地方各级的行政经费基本来源於陋规、摊捐代表的外销∕额外财政体系。政府间的财政管理也因此呈现明显的「分权」色彩，不仅户部无法「控制」外省的陋规、摊捐，地方各级政府也不了解下级收入的「详细曲折」，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类似於一种「包徵包解」的承包机制。清查陋规旨在从财政结构上革除陋规，也是财政管理的集权尝试。清查之议的夭折，固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笔者认为，陋规等额外财政的普遍存在，以及「包徵包解」的财政管理模式的长期存续，才是清代财政的常态与基调，嘉庆二十五年清查陋规事件正为此提供了合理的注脚。

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清代财政中的摊捐——以嘉道之际为中心

清代的摊捐,是指地方政府以强制摊扣官员(尤其是州县官)养廉银的方式,筹措无法"作正支销"的公务经费。嘉道之际,州县的摊捐负担已经普遍超过养廉银,繁重的摊款直接导致了州县养廉银制度的名存实亡。摊捐的出现,既因财政结构无法应对社会经济变动,也源于财政管理中的摊派机制。嘉道以降,摊捐被普遍"滥用",不仅欠解摊款成为常态,州县也多以亏空、浮收来转嫁财政压力。摊捐因此成为清代财政中的弊政。

清代中后期科举经费摊捐初探——以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例

摊捐是指清代地方官员在上级官府的发起下,分摊捐出自己的部分养廉银,用以弥补某项公务费用的不足。摊捐盛行于清代中后期。本文尝试利用四川南部县档案等史料,探索科举经费摊捐的产生原因、发起方式、具体规则、催缴形式和实施结果,说明有经常性经费缺口,需要通过摊捐等途径多方筹措,是清代中后期科举经费制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摊捐一定程度上帮助弥补了科举经费的不足,却加重了州县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