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交面部支付人脸识别系统的设计

拟设计开发一款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公交人脸面部识别支付系统,通过人脸识别,将其与数据库对比,进行个人信息确认。结合光电技术、微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技术及模式识别技术,系统能够快捷、精准、安全地进行身份认定,提高面部支付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满足不同年龄段乘客的出行需求。

谁是该案运费的支付人

深圳一家公司(以下称发货人)与美国一家公司(以下称收货人)成交6个20箱的食品，信用证规定：6个2“箱分3批出运，即每批2个20。箱。第一批货由发货人委托蛇口一家货代公司(以下简称货代)办理有关订舱出运事项，而第二、第三批货却由发货人自己向船公司提出订舱，其原因是通过第一批货出运，发货人已了解到承运人是谁，自办托运可获取较多的退佣。由于这三批货信用证均规定“预付运费”，因而船公司在签发提单时采用“付款放单”原则，即发货人必须在支付运费的前提下，船公司才签发提单。

去年移动支付人均月消费2600元

中国银联日前发布了2018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分析报告。据统计,当前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7亿,去年第三季度,银行业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同比增幅高达七成多,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餐饮、便利店、网购、交通、医疗、外卖等日常消费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天津乘公交手机移动支付人次破亿

天津公交易通科技公司于2月1日发布数据,天津乘坐公交出行市民通过手机移动支付人次目前已突破1亿大关。自2018年2月6日电子客票正式上线以来,天津公交乘车付费进入现金、刷卡、刷码联合时代。过去一年,天津公交实现的公交支付手段包括现金投币、刷IC卡、支付宝微信刷码、银联云闪付全覆盖。尤其是2018年年底上线的微信小程序“码上易行”,将候车查询、线路规划和乘车刷码一个程序搞定。

中国第三方支付人物地图

沸沸扬扬的支付宝股权转让风波，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第三方支付。 截至目前，共有27家企业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第三方支付牌照。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第三方网上支付的交易规模达到3650亿元，同比上涨102．6％。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基于风险分担的视角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进居民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基于传统行为经济学和贫困心理陷阱理论,以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风险分担属性为切入点,使用2012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DID)模型、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等研究方法,揭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放宽经济约束,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提高个体的物质福利,也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对未来信心和社会地位认同感增进主观福利。进一步探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能够帮助居民分担健康、收入风险,增进个体福利。从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男性、低教育程度、中青年、农村及中西部群体的福利效应更大。因此,致力于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公共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影响——基于电子商务发展的中介效应检验

维护消费市场稳定,增强消费市场应对外界冲击的能力对于一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支付数字化转型背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影响机理及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会产生直接的正向赋能作用,相比较而言,支付数字化对维护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稳定的作用更强。同时,支付数字化也会通过电子商务发展渠道间接影响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表明电子商务发展的中介效应存在,具有进一步增强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正向赋能作用,且这种赋能效应在农村消费市场韧性中表现的更强。最后,本文从加快支付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视角,提出了维护我国城乡消费市场稳定,增强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疾病特征的医保支付方式优化策略研究——以结核病为例

目的:探索符合结核病疾病特征的医保支付方式。方法:基于文献研究,分析当前我国结核病的医保支付方式。结果:当前我国结核病支付政策存在制度安排与临床实际不匹配、患者经济负担较重等问题,有必要从疾病特征出发,优化结核病医保支付方式。结论:实行科学动态的结核病门诊单病种支付方式,紧扣疾病特征优化按病种分值付费支付方式,建立全程治疗管理体系,探索捆绑支付模式,减轻结核病患者经济负担。

不确定性视角下灾难防控的社会支付意愿评估研究

灾难政策设计需要权衡政策实施的成本与收益。社会支付意愿常用来评估灾难防控政策收益,其依赖于灾难损失的大小。灾难概率和规模是刻画灾难损失的两个重要变量。因此,本文基于灾难概率与规模提出了一种评估灾难防控的社会支付意愿理论框架。首先分析了灾难概率与期望规模对社会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灾难概率的增大,社会支付意愿增大,但是减少单位灾难概率的社会支付意愿是下降的。随着灾难规模的增大,社会支付意愿也增大,且减少单位灾难规模的社会支付意愿是上升的。这意味着,社会支付意愿对灾难规模更敏感,特别当灾难规模较大时,为减少灾难规模社会愿意支付更多成本。进一步,考虑到灾难规模的厚尾不确定性,研究了灾难规模不确定性对社会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灾难规模不确定性的增大,社会支付意愿也是增大的,但是减少单位灾难规模不确定性的社会支付意愿是下降的。这为灾难政策设计时如何权衡灾难概率与灾难规模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外创新药物医保支付的比较研究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是当前我国医保支付改革的重要研究方向,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药物的临床推广使用。许多国家已对创新药物的额外支付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以美国、法国、德国为例,分析总结DRG付费体系下创新药物额外支付的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创新药物医保支付现状及DRG付费对创新药物发展的影响,提出了明确的纳入标准、选择合适支付模式、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支付方式等政策建议,以期在全面推进DRG付费改革中,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创新药物医保支付机制提供参考。

价值医疗驱动的DRG/DIP权重支付值加成系数研究

我国大多数省份实行的是医保基金地区统筹,域外就医病人的医疗费用按就诊医院所在地区的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或者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DIP)权重支付值计算,相同权重值病组的结算费用往往是域外大于域内。为了避免大型三甲医院对医疗欠发达地区的医疗资源虹吸,文章按照价值医疗和医疗成本的评价规则,提出对这些地区的特殊病种、专科医院应支付系数加成,并对加成系数的构成从服务可及性、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患者满意度提升、健康结果、流程管理及实际成本消耗6个方面进行研究,希望促进我国整体医疗服务水平提高。

价值支付视角下门诊按人头付费的理论内涵和改革建议

按人头付费是医保门诊统筹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价值支付视角下按人头付费应具有控制医疗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改善患者健康结果的价值目标,其核心要素包括:以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组织和基层家庭医生签约团队为供方主体,为特定疾病人群或签约人群提供连续性医疗服务;支付标的为固定时间范围内发生的医疗费用总额,通过合理设定人头基础费率和风险调整因子,建立以质量和健康结果为核心的绩效支付和结余分享、风险分担机制等,建立起支付方、供方、患者三方价值均衡且相容的激励约束机制。

DIP支付方式下医保供给侧政策协同对费用控制的影响研究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DIP支付方式与其他医保供给侧政策间的协同效果。方法:以全国DIP改革试点城市A市为处理组,未改革城市B市为对照组进行比较研究。收集2019—2022年共1120个公立医疗机构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住院医疗总费用及部分费用结构进行分析。结果:A市DIP改革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总费用、住院检查化验总费用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对住院药品总费用和住院材料总费用未产生影响。结论:DIP支付方式发挥显著控费效果,住院医疗总费用得到有效控制;单纯采取调价政策与集采政策的控费效果尚有不足;DIP与其他供给侧政策协同,促进医疗费用结构更加合理。建议医保部门注重发挥供给侧政策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提升。

DIP支付下宫颈恶性肿瘤临床路径管理机制

在DIP医保支付费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介绍了四川省某三甲医院临床路径控费实践。在适应DIP支付改革,推动临床路径的过程中,将临床路径管理与支付方式改革相结合,有利于在DIP付费背景下,规范医疗行为、提升医疗质量、确保医疗安全、合理控制费用、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指尖上的旅行:移动支付能否促进家庭旅游消费?

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估计、Tobit模型和差分模型,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出游概率、促进家庭旅游消费,且对高收入、高人力资本、城镇和老年家庭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移动支付通过提升居民信任水平、提高支付便利性促进家庭旅游消费。鉴于此,应深入发展智慧旅游,驱动旅游消费智慧化、数字化升级。

医保DRG支付下的某三甲医院医疗服务绩效评价分析

目的 对攀枝花市实施医保DRG支付后某三甲医院近三年的医疗服务绩效进行评价分析,展示医保付费改革效果,为医院提高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提供数据支持与决策依据。方法 对某三甲医院2018-2020年DRG相关的总权重、DRG组数、病例组合指数、时间消耗指数、费用消耗指数、低风险组死亡率等指标进行回顾比较分析,采用综合指数法从医疗服务能力、服务效率、质量安全三个维度综合评价近三年来医院医疗服务绩效。结果 医院近三年医疗服务绩效综合指数依次为2.52、2.95、3.79,逐年提高。近三年医院治疗病例的平均技术难度水平(CMI)依次为1.17、1.25、1.33,收治疑难重症的病人(RW≥2)比例依次为7.80%、9.58%、12.09%,均逐年提升。主要MDC集中在MDCR、MDCB、MDCG、MDCF、MDCE、MDCL、MDCI等七个组,七个主要MDC组近三年累计构成比分别为76.54%、80.40%、79.26%。结论 采用综合指数法基于DRG的医疗服务绩效评价结果较为科学、客观、准确,符合实际情况,可以推广应用。医保DRG支付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医、患、保各方利益,最终实现三方共赢。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提质增效与经济增长——基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其财税行为会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以2001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作为工具变量,估算中国地区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并研究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区层面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县级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县级地区财政支出乘数减少0.57,专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使得地方政府提高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减少了当地企业的产出,进而影响到地区层面产出。

有关跨境支付中金融主权安全的几点思考

当前的跨境支付体系存在严重的金融主权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跨境支付依赖的世界货币被美国等欧美国家主导、跨境支付信息传输体系被美国等欧美国家掌控、跨境支付产生的数据要素被美国等发达国家垄断。新兴经济体只有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基础上,一方面拓展本国在现有支付体系中的份额,建立更加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利用数字货币等新兴技术,积极参与跨境支付体系重构的规则制定,才能维护本国的金融主权安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支付科技提升家庭消费韧性的机理与证据

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策带动下,消费正由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支付科技成为增强家庭消费韧性的新势能。基于前景理论和消费者均衡理论,揭示并识别支付科技影响家庭消费韧性的内在机理与传导路径。理论演绎分析发现,支付科技经由消费总量扩大化、消费结构多样化双重传导路径提升家庭消费韧性。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2019年CHFS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支付科技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韧性。在经过换用工具变量法、转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改用家庭消费韧性子系统、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式及口径、排除同期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干扰等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论仍稳健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支付科技对家庭消费韧性的提升效应依城市人口动态和物流服务能级而异,在人口扩张型城市和一级物流城市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支付科技通过增强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总量,进而提升家庭消费韧性;另一方面,支付科技通过增加消费品类、丰富消费结构,从而提升家庭消费韧性。其中,消费结构多样化是主渠道,消费总量扩大化是辅渠道。研究为理解支付科技赋能家庭消费韧性提供了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各利益相关者未来应更为主动地拥抱金融科技,促进支付产业的有序发展、增进科技赋能的普惠程度、健全家庭消费韧性的制度保障,为助推消费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动能。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三十年:演进、成效与变迁逻辑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这一制度既构成了中国现代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过去三十年分税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纵观过往的改革历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每一次重大调整背后都有着深刻的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背景,始终服务于财政体制改革全局,并充当了财政体制落实国家战略、保障经济社会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工具。站在分税制改革三十周年这一历史节点上,本文系统回顾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演进,总结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并阐释其制度变迁的内在经济和政治逻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历程和运行规律,也为下一阶段进一步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