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存在结构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提升支付便利性促进居民消费。基于此,从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制定精准的数字金融政策、注重数字金融产品的创新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电子支付模式比较研究

随着电子支付的兴起,电子支付的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吸引着众多的高科技企业及资本投入到电子支付行业的发展中,本文着重就目前几种主要的电子支付模式进行了概况汇总和比较,使人们对电子支付模式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数字人民币在高速公路人工车道收费系统的应用

在交通运输领域,尤其是高速公路收费系统,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安全风险、效率低下和高昂的管理成本,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运营效率,也制约了行业的现代化进程。文章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详细探讨了数字人民币在高速公路收费场景中的应用优势,并提出了推广数字人民币在交通运输领域的政策建议和技术实施方案。研究发现,数字人民币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收费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还能够显著提升司乘人员的使用体验,同时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对促进交通运输行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技术和政策环境的进一步成熟,数字人民币在高速公路收费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有望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成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民营企业成长进而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541家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的匹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分指数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成长。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非制造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支付便利性两个渠道发挥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个渠道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制造业民营企业,对中小微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大型民营企业。本文为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空间外溢视域下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

通过构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推导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并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1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对本市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城镇居民消费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三大机制城镇居民收入、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支付便利性,均通过实证检验,且三大机制传导过程都伴随着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提供经验证据。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家大力鼓励"双创"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从普惠金融视角揭示金融服务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微观影响机制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普惠金融理论框架,从信贷、商业保险、第三方支付三个维度衡量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拥有中低财富水平的家庭受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更大,在风险厌恶水平居中的家庭中保险覆盖面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支付便利性的促进作用则更明显。上述结论表明,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均有助提升家庭创业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了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

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是提升国内市场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扩宽金融服务广度,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利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实证评估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支付速度、扩大其信贷规模以及降低农民预防性储蓄三种路径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其中,信贷规模渠道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积极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居民享受型消费差距以及发展型消费差距上的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吉林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机制研究

本文重点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吉林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增加金融供应和提供方便支付,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吉林省及周边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然而,不同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存在差异。针对吉林省的实际情况,有必要提高农村地区的数字化水平,增加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扩大吉林省农村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范围,并创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农业经营主体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识。同时,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领域,发挥其在促进吉林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助力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了吗?--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拓展性线性支出(ELES)模型构造居民消费升级的指标,并与省级层面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且主要传导机制是提高支付便利性和放松流动性约束。进一步划分样本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支付便利性显著促进城镇家庭消费升级,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内陆地区家庭以及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近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微观视角出发,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对享受型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便利支付方式、放松信贷约束三个方面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水平以及高债务收入比的农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对消费贫困减贫效应与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对消费贫困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抑制相对消费贫困的发生,还可以降低相对消费贫困的强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放松流动性约束和便利支付来减轻相对消费贫困,同时流动性约束与相对消费贫困之间存在“U”型关系;(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对消费贫困减贫效应在2016年之后开始凸显,且对中、低消费群体的效应更强。因此,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强化其为中低消费群体提供服务的普惠导向,同时注重对居民杠杆率的监管,进而在有效遏制相对消费贫困发生的同时降低贫困强度。

中国信用卡市场发展概况及特点分析

中国信用卡市场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商业银行的改革起步发展的。其发展历程不同于国际信用卡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了不同于国际市场的特点。中国信用卡市场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迅速发展,同时,互联网的成熟及普及也推动了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加速发展。

第三方支付下电子货币对流通现金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基础上,构建流通现金需求的计量函数模型,以2010年至2021年的季度数据,对电子货币规模和支付便利性影响流通现金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电子货币对流通现金具有长期替代作用,且支付便利性对于流通现金具有周期性的替代和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机制及效应

促进旅游消费是提振消费、培育完整内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抓手。论文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作用机制及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旅游消费。②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约束的缓解、支付便利性的提升以及不确定性的降低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重要渠道。③人口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60岁以下的户主越年轻、受教育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越明显。④地理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家庭旅游消费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可为应用数字普惠金融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提供重要政策参考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本文首先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说,然后利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表现为“高-高”和“低-低”两种集聚模式;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本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015年开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以后该促进作用更加强烈。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试点区与非试点区、数字普惠金融高水平区和低水平区存在显著差异。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支付便利性和缓解流动性约束两种途径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作用,其中,缓解流动性约束机制在所有区域均成立,而提高支付便利性机制仅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区和数字普惠金融高水平区成立。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消费碳排放

基于移动支付的便捷性所引致的消费规模扩张,本文构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消费碳排放,且主要来源于发展型消费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和工资溢价所引起的消费规模扩大以及消费倾向升级能实现上述影响;此外,居民环保意识和社会环保治理因素会积极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

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且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所推动的手机支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本文首先构建了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从支付便利性的角度证实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缩短居民的购物时间来增加消费。紧接着,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地提升了居民消费,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本文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升支付的便利性来促进居民消费,而流动性约束的放松并不是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最后,数字金融的发展尽管更多地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却没有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这体现了破除城乡分割的紧迫性。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城市留居意愿——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将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形成混合截面数据,本文在县域层面分析流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居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数字经济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农民工留城意愿增加10.3%。数字经济对留城意愿的促进作用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对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影响较低人力资本农民工高1.3%。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引致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偏向高人力资本农民工,但学习效应下低人力资本农民工更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缩小了两类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农民工福祉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讨论提供了新视角。

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文化消费增长

本文以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中26626个家庭样本为研究对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明显促进了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和文化消费占比的提高,促进消费升级,在通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家庭的经济状况、风险态度以及人口规模对促进文化消费的支出起到积极作用,户主年龄则与文化消费支出呈负相关。第三,数字金融促进居民文化消费增长的机制主要是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提升支付便利性、缓解流动性约束和降低不确定性实现。本文的研究推动了对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