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地区财政支付转移现状研究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经济社会结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区域协调的重要制度安排,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财政支付转移现状主要表现为转移支付逐年增长和人均财政支出获得较高增长,转移支付结构的进一步改善,以及民族地区内部差异。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基于风险分担的视角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进居民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基于传统行为经济学和贫困心理陷阱理论,以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风险分担属性为切入点,使用2012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DID)模型、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等研究方法,揭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放宽经济约束,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提高个体的物质福利,也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对未来信心和社会地位认同感增进主观福利。进一步探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能够帮助居民分担健康、收入风险,增进个体福利。从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男性、低教育程度、中青年、农村及中西部群体的福利效应更大。因此,致力于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公共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三十年:演进、成效与变迁逻辑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这一制度既构成了中国现代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过去三十年分税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纵观过往的改革历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每一次重大调整背后都有着深刻的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背景,始终服务于财政体制改革全局,并充当了财政体制落实国家战略、保障经济社会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工具。站在分税制改革三十周年这一历史节点上,本文系统回顾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演进,总结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并阐释其制度变迁的内在经济和政治逻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历程和运行规律,也为下一阶段进一步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提质增效与经济增长——基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其财税行为会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以2001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作为工具变量,估算中国地区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并研究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区层面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县级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县级地区财政支出乘数减少0.57,专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使得地方政府提高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减少了当地企业的产出,进而影响到地区层面产出。

“挤入”抑或“挤出”: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债务异质性视角

深刻理解家庭债务异质性背景下财政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这对政府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具有重要价值。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和2018年三轮面板数据,以及200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家庭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财政转移支付的消费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挤入了家庭消费,随着家庭债务水平的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的挤入效应减弱,且家庭债务异质性导致的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财政转移支付冲击的反应存在差异;家庭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影响可通过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两个渠道发挥作用;不同区域的家庭债务水平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消费效应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该考虑区域债务水平的差异来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并合理控制家庭部门杠杆水平,降低家庭经济风险,提振消费。

财政转移支付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运用2013—2022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转移支付能够直接提高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转移支付通过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间接负向影响,但间接效应有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专项转移支付具有负向影响;转移支付对南疆地区和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转移支付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基于此,新疆应尽快出台自治区对下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强化对转移支付资金的预算绩效评价,加快构建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从理论层面系统诠释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之间存在的多重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造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和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考察财政压力与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财政压力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但转移支付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转移支付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提升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面临地方财政纵向失衡的现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文章立足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在理论上对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但能通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正向促进作用,两者的总效应为负;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政府竞争强度及不同财力水平下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困境以及促进社会基本公共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民生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本研究为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京津冀生态补偿是否具有“增绿”效应——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证据

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布局,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作为修复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十四五”期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点工作,其政策效果评价及作用机制探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2—2021年京津冀地区县级数据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生态环境改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改善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体现出更为显著的政策效果。此外,河北省相关制度实施时间更长、资金规模更大,该省的生态环境改善效果也更加明显。进一步,本文研究发现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激励,优化其经济生产行为得以实现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大激励约束措施实施力度、加速培育生态产业、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探索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政策导向功能,助力美丽中国目标早日实现。

中国财政的创新:评《聚焦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

中国是制度创新的一片沃土。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历史之久,举世罕见其匹。这使得中国在面对国家治理的一系列问题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这就使得不少制度充盈着中国特色,财政转移支付就是其中一例。

基于转移支付理论的渔业保险中央财政补贴适度规模估测

渔业保险财政补贴是有效促进政策性渔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形式,但现行补贴规模较小,保费补贴比例平均,中央财政在补贴分配的差异化对待上有所不足,结果产生了补贴的区域不公平问题。采用因素法构建了渔业保险中央财政补贴适度规模估测指标体系,结合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对各个指标进行客观赋权,测算出中央对试点省份转移支付的分配权重,继而估测出在现行专项资金标准(1000万元)下中央财政对各地区渔业保险进行补贴的适度规模。针对渔业保险发展及财政补贴责任合理划分等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聚焦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评介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们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财政自给率和经济集聚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中国西部和高人口规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该政策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私人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微观数据,构建“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理论框架分析私人转移支付对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并从农地转出视角揭示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会显著降低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尤其是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且这种负向效应在中低消费水平的农村留守家庭成员中更为显著。路径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促使农村留守家庭转出农地,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感知与收益时间偏好,扩大家庭收入差距,导致消费减少与消费不平等程度提高。

公共转移支付是否引致“福利依赖”?——基于就业和消费变化的考察

近年来,公共转移支付的政策效能持续释放是否引致“福利依赖”现象成为一道必答题。基于2012—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检验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人(家庭)的就业和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共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升个人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在就业层面不存在“福利依赖”现象;同时,公共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升家庭的享受型消费,在消费层面存在“福利依赖”现象。通过分析心理路径的影响机制可知,公共转移支付有助于增强努力工作回报认可度、强化主观社会地位、弱化主观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就业和消费。进一步地,实施“志智双扶”能够激发政策靶向群体的内生脱贫动力,缓解实践中存在的“福利依赖”现象。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推进公共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完善扶贫长效机制以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据收益转移支付机制建构的应然路径——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数据主体权益保护为视角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公平有偿的公共数据市场化交易活动,基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本原则,需要保障数据主体对其提供的数据享有收益分配权。从降低数据收益分配成本,提高数据收益利用效率的维度看,以数据收益转移支付制度保障数据主体的合法数据权益具有合理性。而且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可以为之提供借鉴。数据收益转移支付是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弱势群体数字能力提升为资金应用领域,以实现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目标,具有补偿和投资双重属性,基于专项资金支付模式而展开的数据收益资金配置。

央地间文化纽带与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本文认为,转移支付的分配者与地方间的文化纽带会帮助纠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利用部长更替的准自然实验构造了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在任部长会给其出生地文化区的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带来18.41万元的增长,相当于平均水平的10.7%;这一结果是稳健性的,且效应受到部长掌握资源的多寡以及文化纽带的强弱所影响;由文化纽带配置的专项资金能显著提振当地经济,且刺激效应大于其他的专项资金。本文的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如何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并提高治理效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支撑。

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外部性与企业创新激励

纵向转移支付是调节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核心制度与重要工具,对微观层面的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影响逻辑。基于转移支付与企业创新同趋变动的典型事实提出基本猜想,围绕外部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与省市两级数据的匹配数据,通过工具变量估计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企业创新存在稳健的“非中性”影响,显著激励了创新投入、改善了创新结果、延展了创新能力。所有制类型、区位分布、创新阶段会引致差异化的制度外部性表现。机制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增强了省市两级政府创新偏好,塑造了创新友好型外部环境、激发了企业创新偏好、助推了创新同群效应;改变了政府税收努力度,降低了企业税费负担、缓解了融资约束、释放了创新要素。不同机制间存在相互加强或弱化的交互作用。文章对构建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体系、引导公共资金锚定创新领域、注重政策外部性与协同性等制度设计具有提示意义。

省以下税收分成、转移支付与县域经济增长

基于新税收集权假说,利用1999—2009年县域面板数据考察省以下税收分成和转移支付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上,税收再集权与税收分权激励效应是同时存在的,且具有强烈的异质性特征。实证上,县级增值税分成提高1%,县域经济增长率会降低0.167%~0.311%,证明了税收再集权激励效应的存在,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提高则会削弱这种效应。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财力富裕地区存在税收分权激励效应,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生态功能区存在税收再集权激励效应,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提高则会抑制这两种效应。税收再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激励效应的主要机制是县级政府提高偏向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比和选择偏向高税特征的第三产业结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