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出乘数有多大?——基于荟萃回归分析方法

财政支出乘数是评估财政政策绩效的重要标准,但已有研究关于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的测算结果并未达成一致。在当前我国政府财政治理目标任务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凝练与归纳已有研究对于加快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本文采用荟萃回归分析方法对已有文献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系统性的定量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已有文献总体上支持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具有显著乘数效应,但同时也存在财政支出乘数是否大于1的争议;第二,财政支出乘数估计值在不同研究特征下表现不同,发表于权威期刊、研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和采用DSGE模型的文献倾向于测算得出更大的财政支出乘数;第三,我国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投资型支出的乘数效应大于消费型支出的乘数效应,长期乘数效应大于短期乘数效应;第四,微观计量模型近年来在财政政策绩效评估领域被广泛应用,相关文献测算得出的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相对较小,但平均来看仍然支持财政支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

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一种解释

本文给出了一个经过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模型。该模型表明 ,财政支出乘数是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两种因素的函数 ,且同这两种因素成正相关关系。利用上述模型进行分析 ,中国财政政策效应有限 ,根源于体制因素和结构因素 ,使得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较小 ,从而导致财政支出乘数较小。为此 ,须从制度安排和结构调整的角度入手 。

不同环境下的政府支出乘数研究评述

政府支出乘数的大小作为财政政策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一直受到宏观经济学的关注,最近的很多研究指出,不同环境下政府支出乘数差异很大。本文分别从汇率制度、货币政策反应、金融摩擦、经济周期、资产市场参与和公共债务状况6个方面对最近文献进行了回顾,细致阐述了不同环境对政府支出乘数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论,并探讨了这些研究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的省际及时期差异研究

在金融领域"去杠杆"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工具中的作用愈发显现。但危机之后的各省经济增长分化表现显示,中国的财政支出乘数效应可能存在较大的省际和时期差异。明晰这一问题,对于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已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够,存在较多不足。本文利用2003～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地级区域数据,结合基于GMM估计量的面板VAR和支出乘数现值式子,测算了全国、不同区域、不同省际的短期和长期财政支出乘数,并通过不同滚动周期的设定,测算不同时期的财政支出乘数差异。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中国财政支出乘数要大于1,尤其是长期乘数接近于2,说明财政支出确实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2)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乘数要大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但各区域内部省份之间的财政支出乘数差异要更大,呈现出独立于东、中、西部地区划分的省际特征;(3)样本期内,财政支出乘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11年之后,财政支出乘数出现大幅下降,单位财政支出的产出效率明显弱化。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具体实践"积极"财政政策时,决策者需要区别对待各省际之间的政策,特别是在当前中央政府强调"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风口浪尖",更应当细致、科学地分析不同区域政策实施的效果差异,以便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职能。

我国省际政府支出乘数有差异性吗

考虑到我国省与省之间政府支出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及相依性,本文先在动态异质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PSVAR)模型中,将共同相关效应(CCE)及主成分分析(PC)两种处理截面相关的方法分别引入其中,进行了小样本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发现,CCE拟合效果更好。然后,本文基于CCE思想估计的动态异质且截面相关的PSVAR模型对我国省际政府支出乘数的差异性进行了探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区市短期、长期政府支出乘数均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差异性与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分布并不一致;贸易开放度越大、政府债务率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小的省区市政府支出乘数越大。

不同经济状态下政府支出乘数的差异性研究

鉴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具有非线性效应特征,最终在带交互效应的参数时变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PSVAR)基础上的实证分析发现:经济过热及经济衰退时期,较低贸易开放度下政府投资支出政策效果更显著,其他正常时期较高贸易开放度下政府投资支出乘数较大;而整个样本区间内,较低贸易开放度下政府消费支出乘数更大。整个样本区间内,较低政府债务率都将导致较高的政府投资支出乘数及政府消费支出乘数。经济衰退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省份政府投资支出乘数更大,其他时期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政府投资支出乘数更大;除了经济过热时期的其他样本区间内,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基本具有较高的政府消费支出乘数。

企业费用支出乘数及其合适度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设计出一个反映企业费用支出相对水平的指标:费用支出乘数(EM,Expend iture Mu ltip lier),费用支出乘数是一定时期内的年均营业、管理费用合计与年均主业利润之比,通过对费用支出乘数的研究,达到指导企业合理控制费用支出水平的目的。文章的研究思路是,第一步,选择和确定研究样本,第二步,定义研究指标并分析样本公司费用支出及业绩状况,第三步,分析样本公司费用支出与经营业绩的关系,第四步,确定费用支出乘数合适度,第五步,给出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水平偏低,低费用支出乘数是实现较好经营业绩的可靠保证。本文的创新是,通过设计费用支出乘数,给出一个费用支出乘数的上界值,以此来指导企业确定合理的费用支出水平,达到改善企业经营业绩的目的。

成本渠道与财政支出乘数——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分析

国内对带有成本渠道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多集中于分析通货膨胀特征和货币政策效应,本文则着重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对产出、投资和消费的动态乘数效应。研究发现:我国政府购买对产出的短期乘数较大但长期乘数较小,对消费和投资的乘数值始终均为负值;政府投资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乘数较政府购买要大;成本渠道的存在使得各财政乘数均变小,并加剧了财政政策对投资、消费的挤出效应和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同时减小了财政扩张对产出的刺激。这说明在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来刺激经济、稳定产出时,需要区分并注意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长短期乘数差异,并注意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减少经济摩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收入分配、技术结构与财政支出乘数——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和经验研究

本文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固定资本的三部类再生产模型,将收入分配和技术结构纳入财政支出乘数的分析框架,拓展了财政支出乘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此为基础,本文运用中国1992年以来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各年度财政支出乘数,总结了收入分配、技术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及其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研究发现:剩余价值率与财政支出乘数负相关,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劳动收入份额不断提高时,财政支出乘数会变大,当前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不断提升,有利于提高财政政策的效能;固定资本有机构成与财政支出乘数正相关,流动不变资本有机构成与财政支出乘数负相关,当发生固定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时财政支出乘数变大,发生流动不变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时财政支出乘数变小。本文认为在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过程中,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助于财政政策的提质增效。

政府支出乘数

本文考察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下估计政府支出乘数时所不能忽视的三个重要特征。这三个特征分别为: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之间的埃奇沃斯互补性、政府投资的外部性和财政政策规则的内生性。本文首先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政府消费乘数和政府投资乘数的不同,并指出忽略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内生性会对支出乘数的估计造成严重的偏误。然后在简单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引入以上三个特征的大型DSGE模型,并利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行估计。对不同设定的模型进行比较发现,包含以上三种特征的模型能最好地拟合中国经济。估计得到的长期政府消费乘数和政府投资乘数分别为0.7904和6.1130。脉冲反应分析表明政府消费冲击和政府投资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有着很大的不同。

纳入企业异质性与金融摩擦特征的政府支出乘数研究

本文构建DSGE模型在考虑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等特征基础上研究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并重新估算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国有经济及非国有经济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大于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国有经济的乘数效应均大于对非国有经济的乘数效应;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对政府支出乘数有显著影响,长期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关于金融摩擦呈单调递减态势。当不考虑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时,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与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较大;纳入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特征后,政府支出乘数明显变小。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再评估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使得少数民族县人均财政支出显著增加。利用这一政策冲击,并借鉴模糊断点回归思路构造工具变量,本文基于约1600个县级单位1994~2007年的样本,评估了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大于1,这表明各级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偏好有其合理性,财政支出效果总体上还是好的。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表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乘数无显著差异,但衰退期的乘数高于繁荣期,这一结论不仅表明,我国财政资金配置均等化目标有合理性,也为实施跨期预算,构建繁荣期为衰退期财政支出融资的财政规则提供了支持。

经济周期视角下的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研究

系统考察财政支出乘数及其伴随经济发展周期的演化特征,是科学评估政府财政支出效果的基本前提,是合理制定和有效执行“精准”财政政策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新时代经济金融风险监管体系和现代财政制度的加快建立。克服已有模型局限,将经济周期特征纳入中国财政支出乘数问题研究框架,系统测算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并着重定量考察财政支出乘数与经济周期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支出乘数高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但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财政支出乘数具有比较明显的逆周期特征,经济低迷时期财政支出乘数是经济繁荣期的2.3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财政支出乘数显著高于其他时期。财政刺激政策出台的时机至关重要,为提升财政支出效果,应在危机冲击发生后较为及时地推出财政支出政策。

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研究——基于金融摩擦与“超低利率”的视角

近年来,宏观调控的精准性日益受到重视。就财政政策而言,精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离不开财政支出乘数的科学测算。然而,现有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的定量研究非常缺乏,且忽视如下两个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金融市场摩擦严重,基准利率已降至历史低位。有鉴于此,本文首次将金融摩擦与"超低利率"同时纳入中国财政问题研究框架,并突破已有文献多关注财政支出产出乘数的限制,系统测算了产出乘数、就业乘数、消费乘数和投资乘数。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支出的产出乘数、就业乘数、消费乘数与投资乘数分别为3.44、2.13、0.73和5.74;忽视刻画金融摩擦和"超低利率"将较大程度上低估中国财政支出乘数;金融摩擦与"超低利率"彼此加强,导致综合效应显著高于二者各自效应的简单相加。

家庭借贷约束、劳动市场摩擦与政府支出乘数——对政府支出乘数困境的一个新解释

本文利用2005—2015年的季度数据,构建一个包含家庭借贷约束和劳动市场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家庭借贷约束和劳动市场摩擦对政府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家庭借贷行为对政府支出冲击的动态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忽视家庭借贷行为会导致政府支出乘数的绝对值偏小,但不会改变乘数方向。(2)对设定的不同情形进行比较后发现,家庭借贷约束和劳动市场摩擦处于"双低"情形时政府支出乘数最大,其处于"双高"情形时政府支出乘数最小。(3)高劳动市场摩擦经济体中家庭借贷约束变动对政府支出乘数的影响程度要远高于低劳动市场摩擦经济体。因此,政府应从完善消费金融制度、保持家庭债务可持续增长、加大劳动力市场信息披露以及降低就业摩擦等方面入手,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政府支出乘数效应,以期摆脱政府支出乘数困境。

财政政策信息摩擦与财政支出乘数—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估算中国财政政策信息摩擦程度,构建纳入财政政策信息摩擦特征的DSGE模型研究中国财政政策有效信息冲击和噪音冲击的不同影响机制,测算不同信息摩擦情境下的长短期财政支出乘数及相应的财政政策效应损失。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存在信息摩擦;财政政策有效信息冲击和噪音冲击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有效信息冲击效果大于噪音冲击的效果;政策信息摩擦程度越高,有效信息冲击的效果越弱,财政支出乘数越小,政策效应损失越大。不同信息摩擦情境下的财政支出乘数差异主要体现在政策未实施阶段及实施前期,而在政策实施后期,不同信息摩擦情境下的财政支出乘数收敛且趋同;中国财政政策有效信息比重为0.65,财政政策效应损失度最高达35%。

纳入财政政策波动性的长短期政府支出乘数估算研究

本文在考虑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条件下估算了长短期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支出存在较大波动性,波峰出现在2003年、2009年、2010年、2012年、2017年和2020年;财政政策波动性是财政政策调控的一种潜在成本和重要代价,显著降低了政府支出乘数。当考虑财政政策波动性时,长期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分别为1.099、0.688、1.373,当不考虑财政政策波动性时,长期乘数分别为1.304、0.810和1.455,即财政政策波动性使长期的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损失度分别达15.7%、15.1%和5.6%;财政政策波动性使短期的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损失度分别达10.7%、8.9%和9.9%。

我国政府支出乘数是下降的吗?

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备受社会和学界的共同关注。基于地方政府视角,本文运用1990-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时变参数面板结构VAR模型(TVP-PSVAR)及状态空间估计方法来探讨我国政府支出乘数的大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0年之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既有凯恩斯效应也有非凯恩斯效应,其中非凯恩斯效应区间体现在1994-1995年间及1998年;(2)2000-2009年间财政支出政策都具有较弱的凯恩斯效应,即政府支出乘数基本为正且稳定波动;(3)2010年之后积极财政支出政策依然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是政府支出乘数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本文特别对此进行了深入挖掘,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目前较低的贸易开放度及较高的政府债务率,因此,为了提高财政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我国需要实行外贸结构调整等措施来增加我国出口贸易,同时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

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乘数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本文运用1994-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时间及区域差异性两个层面出发,基于平滑转移面板向量自回归(PSTVAR)模型考察了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94-2007年期间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短期及长期政府支出乘数均为显著的促进作用;2008-2015年期间,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短期、长期政府支出乘数及西部地区长期政府支出乘数均表现为抑制作用,虽然对中部地区短期、长期政府支出乘数及西部地区长期政府支出乘数仍然为促进作用,但是相比1994-2007年期间,2008-2015年期间的促进效果变弱。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提质增效与经济增长——基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其财税行为会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以2001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作为工具变量,估算中国地区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并研究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区层面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县级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县级地区财政支出乘数减少0.57,专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使得地方政府提高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减少了当地企业的产出,进而影响到地区层面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