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进步、地方财政支出波动与企业投资水平

本文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技术进步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机理以及财政支出波动对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技术进步总体上正向影响企业投资水平,地方财政支出波动对企业技术进步与企业投资水平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波动的影响下,投入资本回报率提升、融资约束放松、创新绩效提高会对企业投资水平提升产生激励效应;地方财政支出波动对民营企业、市场化水平低地区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明显强于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高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该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提升企业投资水平等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我国财政支出波动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研究

利用1981—2010年我国27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在加入居民收入波动、金融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三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估计法,对我国财政支出波动与居民消费波动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波动受财政支出波动的影响显著,两者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及贸易开放度有助于减轻居民消费的波动程度;居民收入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不显著。

财政支出波动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消费已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财政支出的不确定性也会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影响居民整体消费水平。从已有文献来看,大部分学者都只是基于财政支出水平量对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对财政支出波动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仍然不足。基于VAR模型下,首先以财政支出的一阶差分量作为财政支出波动量,然后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波动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财政支出的正向变动会相应地带来消费水平的减少,并且这种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大概持续一年左右。

地方官员变更、财政支出波动与企业系统性风险

地方主要官员变更引致的财政支出波动会对地方经济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笔者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官员变更引致的财政支出波动及其对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变更会显著影响当地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财政支出对企业系统性风险存在积极和消极双重效应,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系统性风险受到财政支出波动的影响较小;提高城镇化水平有利于缓解企业系统性风险。

资本周期与大宗商品价格

资本周期也称朱格拉周期,主要是资本支出波动引起的经济波动。随着经济周期四个阶段的演变,大宗商品价格也呈现周期性波动。根据美国的经济周期和大宗商品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国际大宗商品的周期性波动较为明显,在过热、滞胀阶段,能源类大宗商品和工业品的走势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即能源类的收益明显优于工业品。根据中国资本周期和国内大宗商品的波动研究,发现国内大宗商品沪铜和沪胶的周期性较为明显,而大豆的周期性不明显。

财政行为波动影响了外贸失衡吗

本文研究了政府财政行为波动对外贸失衡的影响,并选取1996—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分税制下信息外溢性的标尺效应和政治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是导致政府财政行为波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政府财政行为的波动通过影响储蓄投资缺口导致中国贸易失衡;另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和政策环境的影响,破坏了以财税为核心的政府和企业之间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阻碍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影响贸易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加工贸易竞争优势,从而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保持巨额顺差。

中日总产出波动与消费结构演变交互关系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1985—2011年和日本1970—2011年的实际经济数据，采用HP滤波方法获取周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中日总产出波动与消费结构演变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相关性检验显示，中日消费价格波动呈现顺周期，中日两国耐用消费品易变性均大于非耐用消费品，但中国消费价格波动较日本强烈；第二，中日消费支出波动均比总产出波动强烈，中日各消费项目的易变性，分界点（中国1995年，日本1985年）前大于分界点后；第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消费支出易变性贡献较高，而日本则主要源于外部能源价格冲击、内部收入倍增计划以及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意识；第四，格兰杰短期因果关系检验显示，中日消费结构演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均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在外部需求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均有必要提振消费需求，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