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促进抑或阻碍

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创新已然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创新的正向激励效应和负向挤出效应,然后基于2007—2017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政府支出规模的创新效应,意在探索有利于促进创新的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当前的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主要是由政府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对创新活动的正向激励效应所驱动。与此同时,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创新质量差异:在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和人均福利性支出更多的东部与中部地区,政府支出规模的正向激励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科学技术支出会同时促进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创新活动,而福利性支出只促进低质量的创新活动。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历史变迁与优化方向

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1950~2021年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我国公共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数据并对其展开分析。首先,从政策历史变迁的视角,分析我国公共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调整的历史沿革和阶段性特征及产生这些特征的政策背景;其次,按照政府职能划分,研究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社会发展支出、政府运转支出、经济建设支出、国防与公共安全等支出项目各自比例和变化趋势,探析各个阶段项目的支出特征和政策背景。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发展历史揭示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总量较低,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比例较高,社会发展支出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中央和地方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内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或落实不到位。并且,提出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优化的路径和方向,要以提供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公共服务并降低财政风险为准绳。

社会福利指数、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

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应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其最终目标。构建了政府支出与消费、社会福利之间的理论分析模型,利用优化控制理论与方法,从理论上论证了在最大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存在最优政府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安排,设计了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新指标,并以此指标为基础,利用中国1982年—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进行计量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各种单项支出与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满足我国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应增加政府支出规模,优化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体系,即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以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服务性支出,以促进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汉森(Hansen,1996,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以实际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并以拉姆(Ram,1986)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来检验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以及确定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emy曲线关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门槛效应,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为11.6%,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文的研究样本范围内,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规模水平且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样本数为284个,小于最优规模且促进经济增长样本数为52个,这说明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大多数时候是过分膨胀的,应该削减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制度根源

本文以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制度根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总体上加剧了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其中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社会支出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支出分权总体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收入分权则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但也强化了社会性支出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转移支付对地方支出规模影响——来自全国县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认为转移支付对地方支出规模的影响由三个效应综合决定:直接收入效应、对地方自有收入的替代效应、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收入效应。基于2002——2009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地方支出规模的综合效应和对地方自有收入的替代效应,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支出规模的综合效应为0.065,而替代效应为-0.073。此外,本文还考察了转移支付的区域效应:西部县市的综合效应和替代效应最大。国税与地税并行的征税管理体制,以及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是转移支付对地方支出规模产生"粘蝇纸"效应的重要原因。本文结论对明晰地方支出责任和匹配财权与事权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当代财政理论的探讨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迁的回顾,在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支出规模研究的基础上,采用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曲线关系,进一步估算出我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对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最优财政支出规模测算——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项研究

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运用巴罗的财政支出自然效率条件和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别对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进行测算,发现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分别为2. 33%和0. 81%,目前两项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皆已超过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缓解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压力,保证养老保险制度的良性运行,建议落实划转国有资本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政策,实施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激发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缴费的积极性。

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

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中 ,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支出直接提高了其收入水平。对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为每一个公民创造了起点公平的条件 ,财政补贴支出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比较大的收入效应。基于此 ,从不同角度分析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研究这个问题 ,得到了初步结论 ,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在Barro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波动以反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利用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效应,且经济波动比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财政支出规模、支出分权和收入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的动态影响

以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国家主导型"理论为基础,从供给视角出发研究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的高速增长问题,得出以下结论:长期来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的扩大刺激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的扩大抑制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短期来说,以上变量对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是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短期有很强的惯性增长的趋势。

城镇化、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采用中国1994—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城镇化、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从城镇化的门槛值来看,城镇化发展并没有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只是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强度会下降;从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门槛值来看,在低财政强度区间经济增长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在高财政强度区间经济增长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加快发展新型城镇化,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Armey曲线与中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学术界在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实际上,已有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两者关系的线性设定。而Armey曲线否定了传统的线性研究前提,解释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直观地揭示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存在性。我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0.1657,即当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0.1657时,财政支出可以最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膨胀趋势

中国地方政府支出在预算内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从国际比较来看是属于最高一档,1994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再集权化”措施并未改变财政分权的基本格局。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已占到本地GDP的21-22％,人均财政支出的省均值已经在过去10年中上升了3．7倍,全部预算内支出的3／4是由地方政府花掉的。如果还讲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称”,还努力要中央多转移一些资源给地方,还强调地方政府财权不够,那么这至少是超越了客观可行性。从1996年至2003年,地方政府行政开支总额上升了2．92倍。地方政府行政开支过大、上升过快,恰恰是借助于“预算外”这种较“软”的预算约束条件而实现的。

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规模适度吗?——基于“巴洛法则”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

社会救助支出作为财政底线民生支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适度的支出规模需满足既能保障民生又能防止救助对象福利依赖的基本要求。本文先从理论层面诠释经济发展与社会救助支出的影响关系,然后运用"巴罗法则"、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回归的分析方法,测算了2005—2015年全国范围内及不同区域社会救助财政支出的适度规模。实证发现:就整体而言,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的实际支出规模不断趋于合理,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就不同区域来看,东部的实际支出规模略微超出适度规模,中部社会救助支出规模不断趋于适度支出规模,而西部实际支出规模与适度支出规模相差较大,表明社会救助财政支出规模在地区结构上不尽合理。最后,针对不同区域提出差别化的政策与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

以我国1995—2008年财政支出规模和社会保障水平为样本,采用回归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外,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人口老龄化变量,对老年人数量、老年抚养比与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水平与财政支出规模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老年人数量的增加、老年抚养比的增高对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也起了一定作用。

我国一流大学经费支出规模与结构的特征及优化研究——基于36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据的分析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是我国一流大学的典型代表,其经费支出特征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我国一流大学经费支出的整体情况。36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支出数据显示了其在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上的具体特征。在支出规模上,总支出规模逐年增长,不同学校间的差异较大,地区间规模大小和增速快慢也不相一致;师均支出规模呈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增长速度最快,不同学校间的差异较大;生均支出规模变动趋势不一,校际差距大于区间差距;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区内差异大于区间差异。在支出结构上,总体较为单一且保持稳定,横向维度表现为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基本持平,纵向维度以教育支出为主并呈现稳定的一元格局,同时支出结构地区间差异不明显。虽然我国一流大学的支出规模不断上升、支出结构较为稳定、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无明显关系,但和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存在规模相对较小、结构较为单一、科目不够具体、数据较为粗糙等问题。基于此,我国可通过继续增加大学收入以扩大支出规模、持续优化支出结构以反映大学功能、不断细化预算科目且公开支出数据等途径,进一步调整一流大学的支出规模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经费利用效率,进而更好地推动“双一流”建设。

税收分成与基层政府财政支出规模

在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省以下政府施行弹性税收分成制度是一个典型事实,而税收分成率的不同会对地方政府产生不同的激励效应。文章使用县域增值税分成率对县域税收分成进行了度量,利用我国县域财政经济数据对以上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基层政府增值税分成率的提高会改善基层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降低其财政支出规模。

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推导出最优稳态经济增长率,并得出当政府设定的收入税税率等于政府财政支出带来的对市场生产的边际产出弹性时,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处于最佳状态。通过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

财政支出规模对碳减排影响分析——来自辽宁省的证据

财政支出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运用辽宁省1980年-2012年财政预算支出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利用单位根、协整及时间序列模型,构建二氧化碳排放方程与经济增长方程,实证分析辽宁省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内在影响机理。分析结果显示,辽宁省财政支出目前无法为碳减排带来负向直接作用;而负向间接作用微乎其微。对辽宁省整体而言,财政支出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净效应为正。由此,本文从财政税收角度给出了解决辽宁省碳减排难题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