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娄迦谶是汉地最初传译大乘经典的著名译师

支娄迦谶是汉地最早传译大乘经典的一代译师,也是汉地最先传译大乘般若性空思想的著名高僧,还是汉地传译文殊般若信仰的先驱。

早期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以支娄迦谶及支谦的译经对比为中心

东汉支娄迦识译《道行般若经》有吴支谦、前秦竺佛念、后秦鸠摩罗什等所译的"异译"。支娄迦识不精通传统文言,因此在翻译佛经时,无意中使用了当时的口语及俗语词汇;支谦出生在中国,精通汉语文言,在很大程度上把支娄迦识译经进行了中国化;竺佛念基本上袭用《道行般若经》的读法,仅更换了一些难词及较老的用语。如果我们著眼于支谦、竺佛念等译者是如何对支娄迦识译进行的修改,那么我们就能够追溯从东汉到晋代语言的变迁。

丝路上的早期译经人 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西域高僧不辞迢迢之苦，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原传经弘法。东汉桓帝年间，有两位高僧先后来到京都洛阳，传译大小乘佛教经典，使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佛学。

简评佛经文学翻译之“三支”

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家支娄迦谶、支亮和支谦,因为在佛经翻译方面不懈努力、成就显著,在当时就被尊称为“三支”。文章通过简述他们的佛经翻译生涯及其各自的翻译风格特色,评述其对佛经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那体慧支谦译经研究述评

一、引言支谦是三国时的佛经翻译家,他所翻译的经典内容广博,涉及净土、密教、般若乃至佛陀传记等。支谦的译经上承支娄迦谶、康孟详,下启康僧会、鸠摩罗什,在译经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西方学者那体慧(Jan Nattier)是研究支谦译经的主要学者,不仅作品数量多,学术水平也高,是一座无法回避的高峰。因此,在研究支谦译经的时候,只有充分理解那体慧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她的基础上为学界做出更多贡献。二、现有的评价新加坡佛学院的纪赟为华语学界介绍了多篇那体慧的文章,不仅有翻译,也有评价与反思。[1]纪赟翻译了那体慧的几篇文章,并结集成书,题为《汉文佛教文献研究》(那体慧2018)。纪赟在此书前撰写了一篇序言,介绍那体慧的学习经历、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特色。

从支谶译经看佛像金身的宗教功能

东汉支娄迦谶(略称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和《佛说般舟三昧经》阐明佛像金身具有弘扬佛教和辅助修行的宗教功能,是大乘佛教徒传播教义和吸引信众的重要方式,与得福报、证三昧等大乘佛教信仰内容密切相关,反映大乘佛教徒的价值取向和内心追求,满足大乘佛教徒多方面的宗教需求,揭示2世纪晚期有关佛像金身之宗教功能的教义已经出现并传入汉地,为佛像金身进入中国佛教徒的宗教生活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有助于人们准确理解佛像金身的宗教内涵及文化价值,促进相关历史文物的保护。

重新发现丝绸之路,构建亚洲精神共同体——徐兆寿对话朱大可

一、引子：西部的意义徐兆寿：朱老师好!在今年8月进行的上海书展上,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感谢您对我的新书《荒原问道》的肯定。当然我有一个演讲稿,名为《西部的意义》,1000多字。大致的内容是中国的西部是古代中国求法之地,可以上溯至周穆王,那时开启的玉石之路,但事实上那时已经有了黄帝向西方世界的广成子等问道的精神之路;汉武帝开启的是丝绸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土人士向西求法之路,这一次是向佛教学习。

汉译佛经与后汉词语例释

汉译佛经与后汉词语例释何亚南汉译佛经和正统文献中的某些词语，孤立地看，有时我们很难对它们作出较为恰当的解释，或者不足以看清词义的来源。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探讨，或许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本文主要从后汉佛经与正统文献相互印证的角度，对三条词语的释义或词义来...

梵汉本《阿阇世王经》初探

《阿阇世王经》是后汉高僧支娄迦谶的译经。文章主要利用阿富汗新出土的《阿阇世王经》梵本残 卷,将其与汉文异译本(西晋竺法护译《文殊师利普超三昧经》与北宋法天译《未曾有正法经》)进行了初步的比较 研究,对经中的一些词汇进行了解说,并讨论了支娄迦谶译经的若干特点。

法显大师与中国律学

佛教初传中国，多赖中亚及印度高僧来华传译佛典，但其时并非有系统且有计划传人，而是随意性、随机性很大，由此，使得传来典籍或篇章不备，或转译有误，格义佛教的产生既有中土思想家的有意误读，更是当时典籍不全的应急之措。此外许多重要典籍“在法显以前经竺法兰、支谦、支娄迦谶、法护等译出的，几乎都是从大月氏传来。

佛教词语的始见年代与可疑佛经的鉴别

早期翻译佛经中的佛教词语,不同译者及翻译年代,往往有不同的特点。注意佛经词语的始见(初出)年代,可藉以发现有问题佛经疑点的蛛丝马迹,作出判断。

“自”有“至”义

中古“自”多做副词和词尾，时贤已论之甚详。唯“自”有“至”义，则不见有人论及，试举例说明如下：①昙摩流支，此云法乐，西域人也……以弘始七年秋，达自关中。（《高僧传》卷二）②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于是逾沙越险，达自关中。［智严］常依随跋陀，止长安大寺...

中国佛宗述要

佛说自汉末入中土,初期桓、灵暨后,大系凡二。一为安息僧安世高(一作安清)来洛阳,译《安般守意经》,传汉人严浮调,衍禅法一派,静心思虑。一为大月氏憎支娄迦谶(一作支谶)来洛阳,译《般若道行经》,继大月氏人支谦,随父归化中华,任吴孙权博士,承支谶绪,衍般若一派,智慧照达。般若至晋、宋间衍六、七家。

炳灵寺建弘纪年应为建弘五年

炳灵寺建弘纪年应为建弘五年王惠民炳灵寺第１６９窟６号龛内发愿文尾署“建弘元年在玄枵三月甘四日造”，此建弘纪年为研究炳灵寺石窟者必述，然多从建弘元年说，因为：“‘元年’二字是清楚的，应以建弘元年为是。”（张宝里《建弘题记及其有关问题的考述》，《敦煌研究...

魏晋时期西域高僧对汉译佛典的贡献

魏晋时期西域高僧对汉译佛典的贡献宋肃瀛汉译佛典的产生，相传以《四十二章》为最早。但此说之不足信，前人述之已多，兹不复赘。中国首次汉译佛典，约在东汉桓、灵时期（１４７－１８９年），那主要是依靠来华的安息国和大月氏贵霜王朝的高僧和优婆塞（居士）如安世高、...

佛经中“於”的一种特殊用法

“於”在古代汉语中作为介词,它的用法很多。自从东汉佛教传入汉民族,中国有汉译佛经起,“於”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用法,即用於及物动词与受事宾语之间。例一,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一人名曰阿夷扇持,为猕猴师,教於猕猴。(《生经·五十三·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经》,西晋·竺法护译)例二,但以前世禅三昧行故,自以功德得灭於蛇毒。如是舍利弗,阿(门众)佛昔求菩萨道时,行愿德本如是,乃得佛道,消除於憋魔毒不复娆人。(《阿(门众)佛国经卷下·诸菩萨学成品》,后汉·支娄迦谶译)

隋唐前《维摩诘经》六译之检视

根据唐窥基(632—682)在《说无垢称经疏》里的说法,《维摩诘经》传入中国前后经过七次翻译,其中六次完成于隋唐之前;现存者仅余支谦本、罗什本和玄奘译本,其余均已亡佚。本文主要即考察隋、唐以前《维摩诘经》在中国的汉译实情,尤其侧重检视这六个汉译本的存佚状况。关于祇多蜜和严浮调的译本,在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并未载及,至隋代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中才被提出,这两个版本是否存在过?支谦本因境野黄洋与镰田茂雄的缘故,被认为在僧祐时或道安时已亡佚,但真的如此吗?境野认为凡出现音译的经典都不是支谦所译,这个看法正确吗?鸠摩罗什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究竟与僧叡的〈毘摩罗诘堤经义疏序〉中所提到的《毘摩诘所说经》,和《大智度论》中所出现的"毘摩罗诘言"之间的关系为何?均是本论文所要处理的对象。

《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汉译考

一、关于《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的译者有三种说法现藏题为支娄迦谶所译,缺乏可靠性。这一说法始于《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等相沿其说。另有白延或帛延译之说。这一说法始于《法经录》、《仁寿录》、《静泰录》等所有经录皆主白延或帛延译之说。再有一种说法是以《无量寿经》为题,附注“一名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题为竺法护译。这一说法,《道安录》、《出三藏记集》以下所有经录都有记载。这三种说法,哪一种表达了真正的事实?我想就此予以研究讨论。二。

论佛经的传译与《百喻经》的价值

在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史上,佛教曾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与分析这一历史事实,并给予科学的阐述,是摆在古典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简单地加以否定,从而绕过这一历史事实,这绝不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郑振铎先生说得好:中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学的输入.……假如没有中印的这个文学上的结婚,我们中世纪文学当决不会是现在所见的那个样子的.(引自《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88—189页)

藏文典籍中由汉文所译人名之考释

随着社会科学的日益发展,藏学已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藏族历史的长河中,佛教之影响最为深刻,它渗透到藏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对藏区佛教的研究,成为藏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自七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我国汉族地区传入藏区以来,大量的梵文和汉文经典被译成了藏文,而大多数汉文经典亦由梵文所译。在用多种语言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中,就会遇到这些经典的原著者和译者的人名,因为这些人亦系佛教历史中之重要人物。所以,弄清楚这些人名,恢复其应处的历史位置,以藏汉两种文字的史料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将会促进藏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