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赴内蒙古通辽地区支援边疆建设人员初探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壮年,或是响应国家建设边疆的需要、应对地区防疫治水的急务,怀抱一腔爱国之情,展现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或是谋生求职、养家糊口、所在地区及自身情况等原因,以工作调动、毕业分配、复员转业、应聘等方式来到内蒙古支援建设。他们的学历普遍较高,有一定的工作生活经验和阅历,分布于教育、医疗、农业、水利等行业,成为各项事业发展的骨干。在支援边疆建设人员中,除了汉族青壮年之外,还有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等民族的青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他们积极学习本地的民族语言,与群众结下深厚友谊,部分支援边疆建设人员通过亲属安排和婚姻选择,努力融入边疆社会,展现了民族团结的精神。边疆地区虽然条件艰苦且较难适应,人员流动性强,但是一批支援边疆建设人员在事业、亲情、对边疆地区深厚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下,决定扎根边疆,奉献青春、奉献子孙,将个体成长进步与通辽地区整体发展有机融为一体。系统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能够对新时期的支援边疆建设工作有所裨益。

支边企业支援广西工业的概况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兴建新厂,原厂或由原厂"一分为二"搬迁,技术支援,提供配套设备等形式支援广西工业。从1955年首批支边企业入桂,到1980年三线建设基本结束,可以说,广西筹建的大中型企业,基本上都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援。支边企业给广西带来了现代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方法,参与构建门类齐全的工业系统,为加快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支边”与1950—1966年的中国边疆移民

"支边"是1950—1966年中国边疆移民的主流,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规模、"串联"式的人口流动和20世纪80年代后以经商、务工为直接目的的人口流动均有不同,是新中国移民史上的阶段性特殊现象。20世纪80年代后"开发西部"的潮流是"支援边疆"的延续与发展,这种转变反映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支援边疆"同时也在"援助内地";"开发西部"同时也可"帮助东部","支边"和"援内"相得益彰。

20世纪50年代中国水库移民与政治动员研究——以丹江口水库淅川县移民动员为例

1958年9月,丹江口水库动工兴建,河南省淅川县成为水库的主要淹没区。经南阳专署研究决定,将部分支援边疆建设人员名额拨付给淅川县以作库区移民安置使用,淅川县从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动员青年迁往青海省进行支边建设。淅川县主要从宣传青年支边的意义、号召青年在支边中实现人生价值、介绍青海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宣传青海省的安置措施等方面对青年进行政治动员。淅川县移民动员取得成功,缘于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提供的政治环境、淅川县对政治动员的高度重视以及丹江口水库建设对人民群众造成的现实压力。

国家政策、自主选择与个体命运——以1950年代某上海赴甘支教青年群体为中心

1956年初,上海近3000名初高中毕业生到甘肃担任中小学教员以支援当地文教建设,是一项符合沪甘两地共同需要的支边政策。但由于两地差异甚大,部分青年到甘肃后并不能完全适应,因此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返回上海,书写支边历史上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个群体虽非支边主流,但其经历有助于深化了解支边史。本文通过原始档案、书信、口述回忆录等文献,梳理这个群体的人数、返沪原因及影响;采用微观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勾勒其中一个青年几经周折而返沪的故事脉络。彰显1950年代青年人的个体自主性,同时丰富主流支边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