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经录与《出三藏记集》的差异——以支谦译经为例

佛经目录是研究佛教文献的重要依据,但是不同目录之间的记载并不相同。现存最早的完整经录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但隋唐经录的记载与之相比,却出现了经名、卷数乃至译者姓名等关键信息的不同。以三国时期著名译者支谦的作品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隋唐经录采用了部分目前已经失传的材料,且根据编辑团队自身设定的体例,更动了文献的著录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藉助经录研究佛教文献时,不仅要参照时代更早的经录,也要了解经录本身特定的体例,这样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

鸠摩罗什同支谦、竺法护译经中语词的比较

鸠摩罗什同支谦、竺法护译经中语词的比较胡湘荣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后秦的鸠摩罗什分别是汉末、西晋、东晋几个不同阶段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尤其是鸠摩罗什，他以准确、流畅的“新译”，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树起了一座宏大的里程碑。他译的《维摩洁经》、《法华经...

约而意显 文而不越——重读支谦《法句经序》

《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文本尚存的翻译理论文章,但国内学者在阐释该序时,通常都低估了这篇译序的理论价值。在重读《法句经序》后提出,该序至少还有三重意义值得强调。该序表明我国译者在公元三世纪初期就已经自觉地开始了翻译研究;该序触及了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后来纽马克所说的“翻译理论的核心是翻译问题”,而“翻译的主要问题从来就是直译意译的问题”;该序说明直译意译从来都是共生共存、互补互彰的。《法句经序》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支谦的翻译思想及其现代阐释

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佛经翻译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求信"、"求雅"的翻译理念究其本质就是清末学者严复所归纳出来的"信达雅"翻译观。支谦的翻译思想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之起源,它植根于中华文化之沃土,成长于佛典翻译活动,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个性。挖掘支谦的翻译思想,并以现代视域加以阐释,旨在将之纳入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话语体系,古为今用;同时也修正我国译界某些学人对其片面的解读,更正其滥用西方翻译话语理论予以随意裁剪之行为。

鸠摩罗什同支谦、竺法护译经中语词的比较（续）

鸠摩罗什同支谦、竺法护译经中语词的比较（续）胡湘荣二、只在旧译中出现的词语【习】上古时期，“习近”连文，专指亲幸的人。《礼记·月令·仲冬之月》：“虽有贵戚近习，毋有不禁。”《尹文子·大道》：“内无专宠，外无近习。”习、近同义连用，“习”有近义。“旧译...

支谦译经中第一人称代词研究

通过对支谦译经中第一人称代词进行穷尽性调查,在静态描写的基础上,运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全面展现出支谦译经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特点,以期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补充。

支谦译经中二字式同义连用探析

支谦译经是研究中古汉语的珍贵语料之一,支谦译经中有着大量的二字式同义连用,文章在穷尽性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全面地展现出支谦译经二字式同义连用的特点,并且探讨了形成这种二字式同义连用的原因。

《撰集百缘经》非三国吴支谦译的语言学证据

《撰集百缘经》旧题三国吴支谦译,但学界看法不一。通过提取《撰集百缘经》中有代表性的语言鉴别词,从佛教译名词语、一般词语和常用词三个方面,与支谦可靠译经和东汉、三国其他译者的可靠译经进行比较,发现《撰集百缘经》和支谦可靠译经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用词特点,支谦译经的用词往往在东汉、三国译经中亦能见到,而《撰集百缘经》中许多词语的词形、词义在三国之后才出现。《撰集百缘经》当非支谦所译,译出年代亦晚于三国。

三国支谦译经介词短语研究

文章以三国支谦译经为语料,对译经中介词短语的宾语省略和宾语前置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可以把握支谦译经中介词短语的特征,同时也有利于更进一步探究介词短语语序的变化对汉语句型的影响。

支谦生平略考

三国时著名译经家支谦虽然在历代佛教文献中留下多篇详略不一的传记,但所记或语焉不详或相互矛盾,以致其生平至今仍有许多疑问和不明之处,其家世、奔吴时间、辅佐的太子为谁、隐居穹隘山之年、生卒年等皆需要重新探究。

“辞达而已矣”——重读支谦的《法句经序》

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是现存最早的有关翻译批评的文章。一直以来,对《法句经序》有不同的解读,这直接影响到对支谦翻译观点的理解。本文通过对《法句经序》的文本分析,指出支谦的翻译主张既不是"文"派,也不是"质"派,而是文质统一的翻译观,具体到言辞表达上就是"辞达而已矣"。

中国古代佛经译论发展之管窥:从支谦、道安至玄奘

长期以来,中国翻译研究过于关注西方译论而忽视了本土传统研究,文章以史为纲,聚焦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由发端走向顶峰的代表性人物支谦、道安和玄奘的翻译理念,展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体系建塑的历程。支谦的"因循本旨"、道安的"崇本而传"、玄奘的"苟不违本,斯善矣",均强调忠实原文,翻译思想一脉相承。支谦与道安尽管主张"求雅",但在实践中更注重"质",至玄奘,"文质"已不再截然对立,而是强调在过度直译与过分意译之间寻求平衡。基于近千年的翻译实践,中国古代佛经译论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为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勒弗维尔对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史实存在误读。

简评佛经文学翻译之“三支”

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家支娄迦谶、支亮和支谦,因为在佛经翻译方面不懈努力、成就显著,在当时就被尊称为“三支”。文章通过简述他们的佛经翻译生涯及其各自的翻译风格特色,评述其对佛经翻译所作出的贡献。

关于古代西域著名少数民族佛经翻译家支谦及其贡献

我国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翻译家支谦,被誉为东吴的"译经大师","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中的第三"支"。他从小自学汉语,并从事佛经翻译,开创了翻译大乘佛经之先河。将印度大乘佛学思想的最高成果译介到中国,对古代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西域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交融,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描写翻译学视角下支谦译经的特色--以《大明度经》为例

本文从描写翻译学视角的目标语出发,通过对支谦译《大明度经》平行文本进行描写,力图阐明通过目标语研究原文本的重要性。从《大明度经》反映出支谦译经特色是改音译为意译、删减重复内容、以及借来道教术语。除此之外,支谦还创作了偈诵与梵呗、合本的文学形式。其根本原因是译者在充分性与可接受性之间寻找平衡。

那体慧支谦译经研究述评

一、引言支谦是三国时的佛经翻译家,他所翻译的经典内容广博,涉及净土、密教、般若乃至佛陀传记等。支谦的译经上承支娄迦谶、康孟详,下启康僧会、鸠摩罗什,在译经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西方学者那体慧(Jan Nattier)是研究支谦译经的主要学者,不仅作品数量多,学术水平也高,是一座无法回避的高峰。因此,在研究支谦译经的时候,只有充分理解那体慧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她的基础上为学界做出更多贡献。二、现有的评价新加坡佛学院的纪赟为华语学界介绍了多篇那体慧的文章,不仅有翻译,也有评价与反思。[1]纪赟翻译了那体慧的几篇文章,并结集成书,题为《汉文佛教文献研究》(那体慧2018)。纪赟在此书前撰写了一篇序言,介绍那体慧的学习经历、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特色。

须摩提女图像再考——兼议图像的东西传播

须摩提女图像主要见于克孜尔石窟、莫高窟。有学者认为该图像的起源可追溯到犍陀罗地区并由西向东传播。但被看作是须摩提女图像的西克里浮雕内容应为燃灯佛授记,且就我国两处石窟中的须摩提女图像而言,亦有从东向西渗透的趋势,这与支谦译经相关,亦佐证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前南方吴地影响就已存在向北渗透的史实。

三国支谦译《佛说维摩诘经》“自然”词义研究

《维摩洁经》是中国古代非常受欢迎的一部佛经,据古代经录记载,该经曾先后被六次或七次汉译,现存三个译本,分别是三国吴支谦译《佛说维摩诘经》三卷、后秦鸠摩罗什译《维摩所说经》三卷和唐玄译《说无垢称经》六卷。[1]虽然早期汉译佛经大量使用“自然”一词,但具体到不同译者和佛经,其间差异比较明显。比如同为支谦所译的《大明度经》《佛说维摩诘经》和《平等觉经》,“自然”一词分别出现3次、33次和182次。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大明度经》译者考

据Lews R.Lancaster1969年的考证,今藏经所存的《大明度经》不是支谦所译,而是安玄所出。通过对《大明度经》、支谦可靠译经、安玄《法镜经》中同义的成组的特定译语使用进行对比,从用语相似度的角度来看,《大明度经》为支谦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