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日本文学中的“支那趣味”

大正年代的日本文学中有许多涉及中国题材的小说和游记,其中表现出一种“支那趣味”。“支那趣味”表达了日本文人的怀旧情绪和异国情调。日本作家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形成了文本中国的幻象,与他们到中国旅行时所目睹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在他们的文本中反映出来。这些文本的共同特征是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又充满殖民主义对他者的偏见。从对文本中国的向往,到对现实中国的失望,日本作家对中国的美好想象逐步破灭。

天津旅行与“支那趣味”——论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

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同是日本大正时期颇具"支那趣味"的代表性作家,曾先后来到中国旅行。如果以谷崎和芥川的天津旅行为切入点对他们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二人的"支那趣味"具有显著差异。在实际的中国之旅中谷崎一直在创造"支那趣味",芥川一直在验证"支那趣味";谷崎的"支那趣味"与"西洋崇拜"属于并存互动关系,并拥有一份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从容,而芥川的"支那趣味"排斥一切西方元素,坚守心中的那份东方情结。

佐藤春夫的中国观论考

佐藤春夫在他近50年的创作生涯中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作为文学家著述甚丰,而且对我国文人郁达夫影响颇深;作为"国策文人",也写下了大量为"皇军圣战"击鼓助威的作品。由于资料的匮乏,过去对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前者,后者几乎无人顾及。近年来学界虽偶有论者言及佐藤的小说《亚细亚之子》,但由于没有汉译本和第一手史料等原因,致使一些想当然造成的谬误不断出现。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旨在还原佐藤春夫及其"大东亚共荣"构想以历史的真实。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

日本文化自大和、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一直在中国古典思想与文化的熏染蒙盖之下。此后的日本则转而急速西化。日本的现代是受了西洋文化刺激的"外发型开化"。大正时代这种激进的现代化与"脱亚入欧"反而促成了日本再次回顾中国的契机。发生在此时的"支那趣味"热赋予现代日本对中国再认识与自我认识的良机;它借助于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推进了文学、美术的多样性发展。诸多日本作家通过亲身体验现实中国,书写了大量充具异国风味的作品;与此同时,又把现代人的苦恼与人生思考带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中,加深了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进而创作出他们自己的中国古典题材作品,形成接纳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写作分野。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

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历史可以追朔到公元600年大和、奈良时代,直到明治维新为止,它一直在中国古典思想与文化的熏染蒙盖之下,然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由中国古典文化转而为急速地西化。日本的现代是受了西洋文化刺激的外发型开化。大正时代这种激进的现代化与"脱亚入欧"反而促成了日本再次回顾中国的契机。发生在大正时代的"支那趣味"热赋予现代日本对中国再认识与自我认识的良机。本论文以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中岛敦为例,围绕"支那趣味"热期间日本文学界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再次接近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探讨日本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纳形态。"支那趣味"借助于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推进了文学、美术的多样性发展。日本作家通过亲身体验现实中国,书写了大量的异国风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们中一些作家把现代人的苦恼与人生思考带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中,加深了对中国古典的理解,进而创作出他们自己的中国古典题材作品,形成接纳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写作分野。

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观

本稿主要通过考察谷崎润一郎放弃"支那趣味"转向日本回归的原因,分析其中国观的变化。第二次中国之行后,谷崎放弃了"支那趣味"文学创作。这说明"支那"、西洋乃至日本,对谷崎来说都是唯美之梦的载体。不同的是,"支那"这个幻想的他者,曾一度满足了他的"支那趣味"与"西洋崇拜"的异国情趣;而"中国"则不能继续承载他的梦想,变成了他敬而远之、冷静旁观的对象。其中,移居关西及第二次中国之行后中日关系的本质性、历史性转变成为谷崎中国观变化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