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在民法上的定性与处置

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可有条件定性为买卖婚姻,但这并不导致有关婚姻无效。与被收买妇女结婚登记的程序瑕疵与形式审查缺陷可导致相关结婚不成立。在妇女本人反对、当地群众对收买妇女结婚前后关联事实存在基本知晓且阻挠解救的情况下,有关与被收买妇女的事实婚姻也不能成立。与被收买妇女结婚因存在胁迫情形而可被撤销,但应确保妇女合法权益不因婚姻撤销反受损失。在离婚纠纷中收买妇女结婚应作为感情基础因素纳入离婚标准考量,尽量尊重妇女意愿,在判决离婚时,收买妇女结婚可作为婚内过错因素影响夫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人确定、婚内负担补偿、离婚后帮助以及离婚损害赔偿方案的具体形成。

论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机制

历经数次专项行动,我国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形势有所缓和,但在一些地区,犯罪问题非但没有得到遏制,犯罪的恶性程度仍在进一步升级。由于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是一个全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打击人口贩运活动中,业已形成了国际、区域、国内三个层面的犯罪治理机制,构建起以惩罚、预防和保护为核心的犯罪治理体系。通过对长期“反拐”工作的反思与总结,我国通过顶层设计形成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于一体的犯罪治理长效机制。但当前我国的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机制仍然存在立法与量刑的不协调、惩罚与治理的不平衡以及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为了完善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多元治理机制,应从源头治理、科技打拐、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升“反拐”的“法治化、协同化、科技化、社会化”水平。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治理走向——基于25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

通过对我国254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中,在收买者主体为在生理或经济上有劣势的大龄单身男青年,被收买妇女多为外籍妇女和国内患病妇女;本罪高发于中东部省份,且其实现高度依赖居中介绍者和拐卖者;在司法实践中,本罪呈现较高的轻刑化和非实刑化比例,存在法定刑普遍适用不足的问题。人口比例相对失衡、经济状况低下、婚姻观念保守是收买被拐卖妇女现象的三大影响因素。治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需要的是严格司法而非提高法定刑,还应当在教育、经济、社会等层面协同发力。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研究

现行《刑法》第241条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及其相关适用作出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一些极端案例的出现也引发了学界关于本罪是否应当提高法定刑的争论,一方主张通过立法提高刑罚以增强法律震慑力,另一方则强调完善法律解释体系和加强司法力度。通过分析罪刑均衡原则、司法实践复杂性及并合主义刑法观可发现维持现行法定刑具有正当性,关键在于加强执法和司法力度,确保法律有效执行。在维持现行法定刑的基础上,更应逐步完善对于本罪的司法适用,包括准确理解刑法体系性规定、强化数罪并罚、降低证明难度引入刑事推定制度、严格把握缓刑适用、运用同类解释规则等,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有效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保护受害者权益。

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配置

当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配置并不能满足罪刑均衡的要求,基于预防犯罪和法益保护的需要,应当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基本刑,但不应提高到买卖同刑的程度,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基本刑的合理性。此外,完善本罪法定刑的配置还可以根据关联情节设置科学的刑罚梯度,增设罚金刑。保护被买妇女的合法权益不仅在于立法,而且在于执法和司法,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和地区相对偏远的地方应当加强普法宣传教育。

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不法及其对罪刑的指引

我国当前立法、司法实务对待拐卖与收买妇女犯罪的态度可以概括为“重拐卖轻收买”。立法为收买犯罪设置了与拐卖悬殊的法定刑,给司法、执法划定了框架、奠定了基调。司法、执法当然要用足、用好刑法,但前提应当是立法准确、充分评估收买犯罪的不法。收买妇女与拐卖妇女相同的不法是,买卖行为都侵犯了妇女作为平等主体的人格尊严,违反了禁止将妇女当作商品予以买卖的行为规范。这一相同的不法对收买妇女犯罪的意义是,收买行为本身就有充分且独立于后续犯罪的不法,被害妇女的同意不能阻却买卖行为的不法等;对收买妇女犯罪法定刑的意义在于,既然买卖妇女的不法与一般预防必要性相同,买卖就应当同罚,而不能基于“刚需”、期待可能性较低等理由继续维持买卖悬殊、收买犯罪畸轻的法定刑。

以保护法益角度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事责任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不能仅仅定性于人身不可买卖性、个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单一法益。对于该罪保护法益的定性,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执法时对该类犯罪的认识及惩戒力度。买卖人口犯罪违反了社会一般道德准则,损害了社会文明的基本伦理,也违反了宪法原则、自然法以及法律规定的人身不可买卖禁令,严重侵犯了被买卖者的人格尊严。买卖人口除了把特定受害者工具化、物化和商品化以外,还会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威胁,使得大家都面临着被普遍工具化、物化和商品化的风险,从而引发了共情焦虑。该罪不仅侵犯了被收买者的人格尊严,同时也侵犯了人类全体的人格尊严,故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复合法益。同时,基于罪行均衡原则,应当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收买人口犯罪的法定刑。此外,设置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情节加重犯,将收买行为之后实施的侵犯被害人人格尊严或其他人身权益、但达不到犯罪的行为作为收买犯罪的情节加重犯,较为合理。

立法论与解释论的顺位之争——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为例

当法律的适用结果存疑时,应优先更新解释论而非启动立法论。未穷尽现行法的解释空间之前不轻言修法,是法教义学及其背后的法治立场的基本要求。随着时代变迁,严惩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的民意吁求具有正当性。在理论上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解释为强奸罪、非法拘禁罪、伤害罪等后续犯罪的预备犯,特别是在实践中把握住收买型强奸与普通强奸之间的差异,有利于降低证明难度,实现数罪并罚。当报应刑的正义性可以被解释论满足时,修法的理由就只剩下能否显著提高预防效果。但是,收买被拐买的妇女犯罪的特殊性使得修法能否跨越法律认知、理性选择和盈亏权衡的三重障碍发挥威慑作用存在疑问。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环,基层执法的问题及其因应策略,应在立法权衡中被同步考量。摒弃立法万能论的执念,重视行动中的法律,追求女性权益保护的实效而非口号,是立法者应当秉持的责任伦理。

收买被拐卖妇女的刑法省思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是拐卖妇女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严重侵犯了妇女的人格尊严,后续伴随实施的拘禁、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容易引发社会舆情事件,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实践中此类案件数罪并罚比例偏低,缓刑适用率偏高,存在刑法介入忽视妇女的意愿、刑罚配置欠缺系统性以及同案不同判等问题。虽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几经修改,但始终贯彻了刑法的谦抑性精神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优化的基础上,应当坚持轻罪轻罚,但需通过设置情节加重犯,进一步细化量刑档次规定,准确把握定罪免刑,使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在刑法个罪中直接实现罚当其罪的司法公正。

我国妇女基本权利刑事立法保护的“充分性”建构

基本权利既是主观权利,也是客观价值秩序,具有“客观功能”。国家负有对基本权利提供制度性、组织和程序保障的义务,还负有防止第三人侵害基本权利的狭义保护义务。刑事立法打击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一种主要方式。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立法是否合理,本质上是国家是否充分履行其对妇女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刑事立法仍存在罪名设置不合理、量刑不科学等问题,不能满足基本权利保护的“禁止保护不足”要求,应当以基本权利保护为基点,基于被拐卖妇女基本权利面临的高程度受侵害风险,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事立法。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之应然调试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设置存在刑不制罪、内外不协调、预防效果不佳等问题,易引发社会价值冲突与争议,应改进该罪名刑罚设置的直观形式标准,在借鉴域外立法的背景下,通过分级制裁、增设罚金等措施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法定刑的合理配置——以徐州丰县事件为例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法定刑是否需要调整一直是学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由于本罪的法定刑配置较低,在司法实务中较难发挥惩治犯罪保障法益的作用,因此一直饱受诟病。有鉴于此以徐州丰县事件为参考,通过较为具体的阐述学界普遍存在的刑罚争议,剖析产生量刑分歧的原因,在解析法定刑适配存在的规制滥觞下进而提出本罪法定刑如何合理配置的治理路径。

回应社会关切与刑法自洽: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流向——以“徐州事件”为切入点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反映了现行刑法生存权优位的立法理念,现行刑事司法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评价受到立法、经济社会当时状况的制约。“徐州事件”引发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论争隐藏的是公众的价值观念已经由生存权优位逐渐转变为发展权优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为这种观念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作为公众意志集中体现的刑法规范应当对此予以回应。发展权视野下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与其社会危害性、其他的收买型犯罪并不匹配,司法实践亦应体现公众发展权视野下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规制期待。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刑罚配置及其有效治理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问题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从整个刑法体系的罪刑设置来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过低,既与我国其它罪名的刑罚设置不相协调,也未能与其他发达国家地区以及国际上重视人性尊严和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理念相接轨。从司法运行中的刑罚适用情况来看,对于收买方的处罚不力以及礼制传统观念在思想层面的推波助澜均是造成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困境的现实成因。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有效治理,需要在刑事法律内外进行立体化与综合性的施策应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有效化解,需要回归犯罪生成的社会机理层面进行对症下药,通过事前堵截与综合施策的方式,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

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完善

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处罚,我国立法还存在着法定刑偏低、刑罚种类单一、从宽条款不明确等问题。围绕应否提高本罪的法定刑,不少学者从体系解释、刑罚目的以及法律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并提出各自的意见。为有效实现保护被害妇女、儿童法益的目的,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用原则的前提下,基于预防和打击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的现实需求,同时合理借鉴域外的相关规定,以法定刑的提升为切入点,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处罚进行立法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益审视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我国刑法在拐卖人口类型犯罪下的独特罪名设置,区别于统一的拐卖人口罪的设置方式,我国刑法区别处理这两种犯罪行为,并在法定刑的设置上有所不同。部分严重的收买案件被媒体报道后,民众对法定刑设置有许多质疑。事实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本质是法益层面的,由于罪名设立时并没有正确认识法益,从而造成法定刑面临割裂等问题,因此,应重新梳理本罪的保护法益,从而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刑罚研究

长期以来,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主要是由于刑罚惩治力度不足、侵犯的法益多元和传统观念对收买犯罪的影响等。针对当前法定刑的争议,目前有维持论、买卖同罚论和有限提高论三种不同的观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问题最合理的解决方式为适当提高该罪的法定刑,同时采取健全保障机制、加强价值观教育等措施,以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减少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发生率。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配置之反思与展望——以人格权法益为视角

人格权是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概括性权利。通过交易的方式把“人”作为“物”买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事主体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要求,且基于收买行为形成的各种依附或婚配等关系又侵害了人格权的价值内涵。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人格权更精准符合法教义学对本罪条文的解释。本罪的法定刑配置偏低和轻缓问题,使得现有刑罚设置既不能正确评价本罪所保护之法益,又造成了《刑法》体例上的矛盾和混乱,无法发挥立法对司法和执法活动的指引作用。3年以下的基本法定刑设置可适当提升至5年以下,同时配置加重法定刑,以期有效遏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这一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追诉时效困境及其破解

在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观念偏差、对刑法规范的误读、刑法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立法漏洞、该类案件自身特点等因素共同导致面临追诉时效困境。应加强法治宣传与纠偏,通过严格司法减少积案;收买者教唆他人拐卖妇女、儿童后卖给自己的,既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也与拐卖者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应数罪并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是对亲情关系的破坏,是对亲属合法权益的侵害,被收买者的亲属亦是被害人;行为人实施收买行为后,又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的,前罪追诉期限应该从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终了后开始重新计算;在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延续期内,收买行为的追诉时效当然不结束;基于社会稳定、子女抚养、个人意愿等因素,在“打拐”过程中应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