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与财政收入质量:针对非税收入的研究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是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研究表明,税收分成比例下降会提高非税收入相对规模、降低财政收入质量,且总量费非税收入有一定扭曲效应。经验研究发现,税收分成每下降1个百分点,地方非税收入规模约增加1.27%,财政收入质量约降低2.02%,这表明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是影响非税收入规模的重要制度要素。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化程度低和非税收入管理规范的地区非税收入规模变化较小,而提高财政资金审计质量和强化法制化建设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本文为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一定参考。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

地方收入体系,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体系,是我国省、市、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而筹集的一切资金总和及其配套的制度和征管体系。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全新概念后,优化地方收入体系就成为未来国家治理工作的关键要务。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地方收入体系存在事权划分出现“收权放责”且地方政府民生事权偏重现象,税种划分不够合理、地方政府资源经营性收入占比过大、高度依赖非税收入以及地方政府收支缺口较大等主要问题,提出基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收入体系优化方略,即在坚持中央统一框架、以人民为中心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政府财政事权、确定支出责任与标准、改进税收分成体制、用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力缺口。由此确定新时代地方收入体系由转移支付、地方专享税收入、适量的非税收入和合规的地方债等政府性债务收入等四部分组成的大体设想。希冀通过探讨,进一步弥补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不适应问题研究的不足,更好地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方针下优化地方收入体系,为持续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机制及其区域差异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在理论上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建构了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机制框架,接着使用CGSS2010—2021年调查数据,对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过程与成长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在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整体成长以及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变化都不一样;经济发展未必一定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收入再分配政策与经济结构升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强调,要想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加强有关具体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山西城镇居民收入分析与政策建议

文章聚焦城镇居民收入现状及其构成,剖析各地区、各行业群体收入差异,并与全国及中部省份深入比较。研究发现,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呈稳定增长趋势,但不同收入、不同行业群体间存在差距,且相对于全国水平仍显滞后。在收入构成方面,山西省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与全国相比有较大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旨在缩小山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信息化、妇女地位和家庭收入——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

利用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年面板数据,探索信息化(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妇女地位的影响,特别是分析城乡妇女地位提升能否促进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和家庭收入增长及在城乡中该影响所呈现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在家庭中倾向于承担更少的无偿家务劳动、拥有家庭决策权并参与社会劳动。同时,妇女地位提升显著提高了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和家庭收入。从城乡差异的角度观察,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程度更大,城镇妇女的地位提升对于妇女、丈夫及家庭收入的影响更大。进一步检验妇女地位提升促进丈夫收入增长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妇女地位提高可以促进丈夫工作晋升,即促进丈夫参与行政管理,从而提高丈夫收入。从城乡对比来看,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劳动促进丈夫升迁进而提高丈夫收入的作用更加明显。为避免婚姻门当户对等内生性因素的干扰,本文使用了工具变量做进一步估计,结果证实妇女地位对于丈夫收入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状、挑战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壮大,已经成功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有所下降,且城乡之间收入分化程度差异明显。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未富先老”、社会流动性约束仍存、居民负债水平偏高、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将阻碍我国成功稳定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从“稳住存量、扩大增量、提高质量”三方面着手,夯实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基础,促进低收入群体增强向上流动能力,防范脆弱群体因各种原因返贫,确保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与劳动收入份额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其不仅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还可能会影响要素收入分配。本文基于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模型实证分析科技创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并探讨了其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在全国及东部地区,科技创新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该影响不显著;技术进步偏向和产业结构,在其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因此,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全面科技创新,重视科技创新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影响作用,提升初次分配的有效性。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提供了新视角的解释,为科学制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相关政策和进一步构建国内大循环提供了现实借鉴。

河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机制分析——基于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益视角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政策性农业保险兼具政策性和金融性的双重属性,是支持农业农村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工具。文章以2014—2022年河南省农民收入为研究对象,从农民人均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三个方面对河南省农民收入结构变化与收益变动趋势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河南省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农业收入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

安阳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收路径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都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实地调查和查找相关数据文献,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发现受安阳市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低、年龄结构不合理、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理财知识和理财产品匮乏、农户持有的收益性财产数量有限以及土地流转机制尚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之间、农村居民地区之间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增速较慢、收入来源单一。为了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应当优化农村产业结构,鼓励农户自主创业,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创新农地和宅基地流转方式,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

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间接效应的估计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收入保障和收入分配问题备受关注。基于CHIP 2018年数据,从作用机制视角,分析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劳动收入和赡养收入的影响,进而利用反事实估计其对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的劳动收入和赡养收入存在显著负向效应,而且养老金待遇越高,替代性越强。若直接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养老金收入的差值作为所有老年人在无养老金状态下的收入水平,会导致老年人真实收入被低估。若直接用有无养老金两种状态下的收入基尼系数的差值来衡量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发现养老金收入导致全国老年人收入差距扩大了1.2%。考虑养老金收入的替代性后,养老金收入其实缩小了全国老年人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养老金待遇越高的老年人,在无养老金状态下,也会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和赡养收入,养老金收入反而能有效降低收入差距。不同类型的养老金在老年人收入差距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职工养老金会扩大农村内部不平等,居民养老金对缩小全国老年人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上述结论为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缩小全国老年人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方向。

新收入准则是否减少了上市公司的收入管理行为?

以我国上市公司2017—2022年数据为基础,将在财务报表附注“重要会计政策变更”中披露了受新收入准则影响的公司作为处理组,披露了没有受到新收入准则实质性影响的公司作为控制组,实证分析采用新收入准则前后受影响公司的应收账款和递延收入异常变化的水平。研究发现,新收入准则实施后,受影响的公司利用应收账款进行加速收入确认,没有证据表明公司利用递延收入进行收入管理。价值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收入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增量价值并没有显著降低。进一步分析准则实施前后公司真实销售操控行为的变化发现,新收入准则实施后受影响公司的真实销售操控行为显著减少了。总的来讲,新收入准则可能存在因管理者任意判断干预而对收入信息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

基于收入分配视角研究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调节机制

促进机会公平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当前,贫富不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正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收入差距来看,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维持在0.46-0.47之间,仍处于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中国收入差距在世界仍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从结构层面上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仍客观存在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均衡、行业分化较大问题。收入是民生之源,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关注的永恒主题,同时也是很多社会矛盾的诱因。而税收作为政府再分配的重要调节手段,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并立足税收视角,分析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机制。

基于新常态下的行政事业单位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办法研究◎文/

行政事业单位近几年对非税收入引导了高度的关注。我国财政收入除了包括国家税收收入外,还涉及了一些非税收入,为我国财政收入提供了重要支持,也是行政事业单位最关键的收入来源,且是二次分配国民收入体现,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行政事业单位在不断扩大非税收规模的同时,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和风险,对我国经济调控效果造成了的负面影响,必须对这些问题引起关注。所以,本文基于行政事业单位遇到的非税收管理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创新路径,旨在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支持。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数字素养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新型人力资本,数字素养成为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农户能够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获取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从而产生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2020年的数据,从数字设备操作、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意识4个维度选取18项指标评价样本数字素养,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其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该收入增长效应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更为显著;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生计多样化的路径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因此,数字素养不仅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而且有助于长尾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应在加强和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的同时,重点帮扶数字弱势群体以缩小数字鸿沟,并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充分发挥数字素养的农户增收效应。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业收入保险创新发展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粮食安全战略背景下,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能我国“三农”产业结构升级,亟待加快构建农业收入保险制度体系,以实现农业强国目标。本文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创新发展我国农业收入保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分析了我国农业收入保险试点中遇到的困难和不足,并借鉴美国、日本两国农业收入保险的制度安排和经营管理经验,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创新发展中国农业收入保险的政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践行与彰显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1—2019年五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借助“宽带中国”战略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家庭收入,而且还有效抑制了收入差距。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加创业机会、就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和“就业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家庭收入效应在城市、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年龄中等、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中更为显著,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

基本收入制度的兴起与共同富裕型民生的建设

基本收入是工业社会以来部分发达国家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无条件地支付现金的一项体现社会公正发展的措施或政策安排。基本收入制度强调民众普遍享有,实施基本收入制度有利于筑牢民生底线,缩减资格识别过程中的行政投入和成本,解决民众的基本生活问题,缩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基数。因而,其与共同富裕型民生制度有着很强的涵容性。为了促进基本收入制度与共同富裕型民生颉颃发展,需要明确基本收入制度的功能定位,发掘基本收入制度的合理内核,积极支持各地基本收入制度的试点探索,强化基本收入制度实施的监管,持续优化民生项目,完善托底型民生和基本型民生,扎实保障民众基本生活,使基本收入制度为共同富裕型民生的实现贡献力量。

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加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IFR数据库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在科学测度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细致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有效处理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能为高质量增长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重要支撑;工业机器人应用会通过提升就业技术结构高级化水平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渠道,加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高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内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较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服务化及合理化的演进动力,并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催化剂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和准确地预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影响,并在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红利的同时,平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冲击。

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影响

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在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金融素养、城乡差异及地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