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教育投入产出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事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探究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选取1999-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教育投入会显著缩小本地区收入差距,教育产出显著地扩大了本地区的收入差距;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投入具有公平效应,且该过程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其他资源配置能力的影响,教育产出更具马太效应,且该作用通过影响科技创新水平表现出来并受到劳动力市场情况的影响;空间计量结果表明,教育投入会缩小相邻地区收入差距,教育产出未对相邻地区收入差距产生作用。据此提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继续发挥多次分配作用、政府政策发挥导向作用、完善其他配套政策等建议。

数字经济、创业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利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蒂蒙斯创业理论阐释数字经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理论逻辑,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创业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创业融资和优化创业企业的要素配置,从而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强化数字经济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从而能强化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型创业与自我雇佣型创业都能使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其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在数字经济的支持下,无论是在制造业中创业,还是在服务业中创业,均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与财政收入质量:针对非税收入的研究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是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研究表明,税收分成比例下降会提高非税收入相对规模、降低财政收入质量,且总量费非税收入有一定扭曲效应。经验研究发现,税收分成每下降1个百分点,地方非税收入规模约增加1.27%,财政收入质量约降低2.02%,这表明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是影响非税收入规模的重要制度要素。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化程度低和非税收入管理规范的地区非税收入规模变化较小,而提高财政资金审计质量和强化法制化建设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本文为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一定参考。

数字素养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新型人力资本,数字素养成为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农户能够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获取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从而产生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2020年的数据,从数字设备操作、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意识4个维度选取18项指标评价样本数字素养,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其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该收入增长效应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更为显著;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生计多样化的路径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因此,数字素养不仅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而且有助于长尾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应在加强和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的同时,重点帮扶数字弱势群体以缩小数字鸿沟,并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充分发挥数字素养的农户增收效应。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业收入保险创新发展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粮食安全战略背景下,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能我国“三农”产业结构升级,亟待加快构建农业收入保险制度体系,以实现农业强国目标。本文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创新发展我国农业收入保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分析了我国农业收入保险试点中遇到的困难和不足,并借鉴美国、日本两国农业收入保险的制度安排和经营管理经验,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创新发展中国农业收入保险的政策建议。

环境质量视角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质量中介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缩小收入差距,提升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推动我国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环境质量在二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与单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质量改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政府应当积极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优化环境质量与收入差距的匹配模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家庭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测度研究

使用年金法构建同时包含收入和财富的一维指标,即联合收入财富,基于该指标全面测度中国经济不平等程度并进行分解。结果发现:与收入不平等相比,联合收入财富基尼系数提高了13.36个百分点,其中房屋是影响家庭经济不平等的最重要财富形式;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程度在各年龄分组、城乡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主要由收入和财富年金值的边际分布本身所导致,而两大边际分布之间的关系对总体不平等的影响相对较小。

汇聚涓涓细流:农村电商的收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全国1809个县的证据

促进共同富裕的艰巨任务在农村、在农民,而发展农村电商是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收入增长、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探索。基于2014—2020年全国1809个县以及淘宝村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农村电商发展对县域农村家庭收入的直接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与非电商村相比,农村电商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产生的收入效应在电商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聚集程度不高的地区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电商呈现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农村电商对周边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较大。国家推进电商进村应注重完善具有较好农业资源禀赋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特色农产品在电商市场中的差异化竞争力;鼓励农村电商跨区域发展,提倡农村电商先行区帮扶后进地区,促进农产品和农村要素流动汇聚涓涓细流,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共同富裕。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产业结构与企业升级的机制探讨

作为一项重要技术变革,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智能化的同时,势必对劳动力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运用2010—2021年中国城市与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从系统性视角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宏微观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人工智能应用在宏微观层面均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机器学习法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宏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加劳动收入份额。(3)微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提高创新质量、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加劳动收入份额。(4)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层面的高人口规模、高市场化水平、高劳动力保护强度、高劳动力技能水平及企业层面的高企业规模、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低劳动要素密集度的样本中尤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我国在数智化浪潮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空间均衡视角下,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政策评估的结果表明:增减挂钩政策能够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但是对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幅度更多,从而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如果配套实施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在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同时,这种综合性改革能够促使农村人均收入提高幅度更大,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随后,基于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逐期双重差分法与合成控制法分别评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配套实施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结果发现:自2006年实施增减挂钩政策后,增减挂钩试点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值提升0.125,达到2.820;自2008年实施配套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后,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值下降0.261,达到3.043。基于此,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我们应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制度。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基于ChatGPT的医院租金收入财务管理智能化浅探

为了规范医院租金收入的财务管理,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兼顾成本与效益,近年来,医院财务部门一直把信息化作为工作中的重要抓手。ChatGPT特有的深度学习、人机协同能力,能很好地助力医院租金收入管理系统实现从非智能化向智能化的转变,系统升级后医院将实现租金收入的预算填报、会计核算、台账生成、报告出具与更新工作自动化。由此可见,ChatGPT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减轻财务部门重复且大量的日常核算工作压力,它对财务基础数据质量提升,及高效的财务预测、分析、决策更是意义重大。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测算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序列数据的实证

本文利用资金流量表、住户收支调查、财政收支等数据,采用拟合法对1952年以来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进行系统测算,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发展变化,并以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占比为主要指标,对比分析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基于数据测算和分析,进一步使用1953—202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滚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相关指标对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总体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有所回升,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平均高于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进行同期对比显示,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低约20个百分点,从相似发展阶段对比看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差距大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表明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偏低与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足有关。第三,实证研究显示,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资本形成的抑制作用,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但从其作用效果的发展变化看,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有边际递减趋势。

数字基础设施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践行与彰显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1—2019年五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借助“宽带中国”战略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家庭收入,而且还有效抑制了收入差距。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加创业机会、就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和“就业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家庭收入效应在城市、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年龄中等、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中更为显著,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

土地流转、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作用下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的不同门槛区间,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均显著缩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相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有所加强。基于此,在促进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发展、提高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让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落实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助力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作用。

大型城镇集中安置区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组合对家庭收入影响机理的实证研究

易地搬迁移民已成为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重要群体。当前,搬迁移民面临着就业市场风险增大,生计资本存量减少以及家庭增收困难等现实问题,优化移民生计资本内部结构,发挥生计资本间的组合效应,提升生计资本组合对移民家庭收入的贡献作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学界当前与易地搬迁相关的研究多聚焦分析移民生计资本对家庭总收入的作用机制,较少基于结构功能理论视角,从实证层面探讨生计资本组合对家庭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本文以贵州省大型城镇集中安置区移民为研究对象,首先测算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分别采用OLS和分位数回归分析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之间的作用机理,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算生计资本间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构建了移民家庭收入与生计资本组合之间的矩阵分析模型,分别应用tobit和logit回归进行实证检验,并剖析了不同维度下不同生计资本组合对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移民生计资本总量有助于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在后搬迁时代,自然资本对家庭收入的边际贡献最小,而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呈现负向影响。(2)五大资本中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普适性互补效应,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间存在替代效应。(3)互补性生计资本值越大,移民家庭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越高;互补性和替代性资本量均较低的家庭主要以获得转移性收入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