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研究:机制、方法与评述

收入代际流动是体现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而教育作为社会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通过教育促进流动性的提高是当前社会的重要议题。为防止进一步的贫困代际传递、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专家基于不同视角对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展开了丰富的探讨和检验。通过对国内外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关系研究的归纳和梳理,从收入代际流动的概念、意义及相关结果入手,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影响代际收入的途径,包括对人力资本、就业选择、收入水平的影响,而后概述了有关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关系的研究方法演进、数据及可能的误差来源,并基于此得出相关文献的总结和讨论。

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国际研究演进与趋势——基于Web of Science 2000—2021年文献分析

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发展和贫富分化加剧,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涌现大批成果。运用CiteSpace对Web of Science 2000—2021年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相关论文进行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等可视化分析,综合文献内容研究发现,近22年该领域成果呈现伟大的盖茨比曲线、财富累积、大学学位、收入代际流动性、儿童研究、多代传递等聚类块状发展特征;2000年至今显现出鲜明的集中爆发期、稳定发展期和创新突破期,研究热点沿着收入、不平等、家庭、教育等主题向经济增长、技术、分层、机会等主题,进而向平等、质量、健康、多代传递等主题转变;研究内容围绕代际盈利、早期成长、种族分离、斯堪的纳维亚假说等体现各国特色,但也存在国际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密切合作机制等问题。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世界各国及其学者要加强合作,在计量方法规范、国别案例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发展趋向研究和通用政策研究方面形成合力,促使教育作用从基础性、形塑性向激励性和创造性转变。

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注重收入代际流动性测估研究,突出家庭资源影响因素挖掘,重视教育代际传导途径探讨,强调二者之间相互关系分析,但本土理论建树欠缺,内在机理探讨不足,多种学科观照较少,定性定量结合不够。展望我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研究,我们要加强基础理论建设,重视内在机理探讨,强化多维视角剖析,推进质量结合探究。

中国农村地区收入代际流动性估计——基于三省六县千户调查

基于2009—2010年浙江、安徽和陕西三省六县的农村千户调查数据,利用OLS和分位数回归,就中国当前农村地区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农村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5,在控制了地区等变量后,代际收入流动性降低至0.33。与国外已有研究相比,当前中国代际流动性偏低。此外,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代际流动存在三种异质性:一是性别异质,父-子代际流动性要显著高于父-女的代际流动性;二是地区异质,农村地区存在地区间收入代际流动的异质性,东部地区收入代际流动性最强,西部次之,中部最弱;三是家庭收入异质,农村地区不同收入家庭也存在异质性,低收入家庭代际流动性相对较弱,高收入家庭代际流动性相对较强。这表明,今后政策的制定应当有所侧重,对于贫困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以及女性后代应当给予一定的财政帮助,以期提升其自身乃至其后代的经济社会地位。

教育与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关系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偏低,而且近年还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婚配等。在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这是因为高等教育对我国居民有特殊的意义,它可以消除户籍歧视及由其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有利于受教育者获得社会资本,并改变在婚姻中的劣势地位。因此,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对于社会平等至关重要。

高等教育发展促进高质量收入代际流动的政策探讨

高等教育在收入代际流动中发挥着显著作用,是受到古今中外理论和实证研究广泛验证的事实。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面对“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主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以提高投入水平和完善投入机制为基础、以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满足不同流动需求为目标、以提升学生真实能力助力个体积极向上为主要任务、以精准资助应对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为后盾,提升社会收入代际流动整体水平和有序性,提供使人人受益、人民满意的教育过程和结果。

农民的出路: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机制与政策

乡村振兴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及其子女借助教育实现内外分流从而提升收入代际流动性是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农村收入代际弹性远小于城镇,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而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作用十分有限,机制不畅。随着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和国内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各种职业对教育程度与科技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国亟须健全农民职业系统培训及教育,构建以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内分流机制;举办校企一体化职业教育学院,构建以农民市民化提高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外分流机制;完善高等教育分流与衔接,构建农民子女以教育提升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外分流机制;强化高等教育的三产实践,构建以教育增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融通机制。为保障新机制运行,我国必须赋予高校举办农民教育的相关权力,将农民教育纳入高校统一招生计划,确保国家财政持续地投资农民教育,以法促进高校与企业联办农民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分流与衔接系列弊端,完善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配套政策。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我国以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政策演进与前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以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政策经历了"以工农当家为主线的利好期"、"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动荡期"、"以机会公平为重点的调整期"、"以均衡质量为核心的推进期"和"以脱贫致富为目的的帮扶期"五个阶段。政策内容在教育机会、经费扶持、渠道疏通、质量提高、环境营造和愿景实现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演进特点,逐渐凸显出强民富民的价值功能。新时代背景下,针对教育影响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实践短板,我国以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未来政策应加大机会均等补偿力度,稳步推进弱势阶层教育起点公平;借助建档立卡扶贫制度,构建弱势阶层教育精准帮带动态机制;健全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弱势阶层自我提升长效渠道;引导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形成弱势阶层教育优质发展合力;激发环境的正向促进作用,引导弱势阶层积极关注子代与自身发展;强化职业指导常态教育,提升弱势阶层就业创业竞争力与适应性。

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研究回溯与展望

我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聚焦于现象与事实,强调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关系分析,注重运用数据模型对收入代际流动进行测度,重视家庭教育投资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探究,尝试对收入代际流动性影响因素开展挖掘。在研究视角上,大多局限于单一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实证和演绎彼此分离;在研究内容上,忽视机制和政策探索;在研究布局上,缺乏整体系统性探析。展望我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应加强基础理论创新,注重多维视角剖析,重视质、量结合探究,致力于机制和政策的系统构建。

德国以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提升的经验及启示

德国重视以教育强国打造职业教育特色,通过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成效显著。这一成就并非教育一己之功,得益于德国联邦政府调整管理机构及其功能引导代际合理流动、法财并举支持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参与国际合作推动代际良性流动,学校教育发掘职业教育潜能拓宽收入代际流动性提升渠道、接轨国际学位制度筑牢全球社会流动基础,社会各界以投身职业教育建设支持分流主体、以帮扶高校学生就业提升分流成效,受教学生重视学业追求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积极就业力求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借鉴德国经验,我国政府、学校、社会和学生要协力推动教育发展,促使教育在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提高方面实现新突破。

教育作用于收入代际流动的理论、机制与引导

根据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之间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从个人自致、家庭先赋、政府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维度审视,教育作用于收入代际流动的已有理论可以概括为外烁论、内发论、促进论和抑制论。纵观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互动演进的历史,教育作用于收入代际流动呈现出以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和遗传禀赋为核心的内部传递机制,以及由阶层收入不平等和公共教育政策等因素主导的外部影响机制。深化教育在收入代际流动中的作用,我国须持续完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根除城乡社会二元经济结构,构建以教促融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公平和能力兼顾的就业大平台。

法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的经验与启示

为防范社会阶层固化,法国政府以政策和资金引导社会个体凭借教育致力代际向上流动,高等教育以合理分流打通代际向上流动的职业通道,社会成员以多种方式促进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高校学生以学业成就谋求向上社会流动,协同推动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高位,促进社会个体高等教育机会不断增加,不同受教育群体失业率随着学历层次提高而下降,不同受教育群体的就业率随着学历层次提高而上升,不同受教育群体的收入水平随学历层次提高而增长。加强以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提升,国家政府要提供政策和资金保障,强化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高等教育要注重质量兼顾分流,发挥好教育的桥梁和提升作用;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教育发展,增强教育对职业和收入的正向力;高校学生要提升向上社会流动意识,提高学业对就业和待遇的支撑度。

农民工的家庭禀赋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分析

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低即家庭禀赋的优越与否,依据家庭禀赋和收入代际流动的正相关关系,得出农民工由于较低的家庭禀赋形成了较低的收入代际流动的结论。并提出增强农民工家庭禀赋的措施,以增强农民工收入代际流动尤其是向上的收入代际流动,最终实现降低中国基尼系数,增强社会公平的目标。

高等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机制研究

面对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而高等教育又呈固化社会阶层的趋势,构建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影响收入代际流动性新机制愈益必要而迫切。本文综合运用课题组和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的新成果,从流源、流型、流层、流质和流向五个方面全方位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影响收入代际流动性存在的问题,发现高等教育促进弱势家庭子女收入代际流动性趋低,全日制之外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教育渐趋削弱,高等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正被高中分流阻断,高校学业成绩促进学生收入代际流动性作用趋弱,高校学科专业与学生收入代际流动性关联不强。同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影响收入代际流动性由政府主导机制推进,在机制主体、目标、运行、监管和动力等方面存在诸多发展困境。因此,我国高等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多元选择机制是科学合理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重要方法。

英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经验及启示

教育不仅可以促进个体发展,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且是弱势群体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英国政府以法律政策保障教育机会公平、以财政资金帮扶弱势群体凭借教育向上社会流动,高校以多元的入学途径、多样的院校类型和明确的培养定位促进弱势群体代际向上流动,社会组织以质量评估和公平资助推动社会群体代际合理流动,弱势家庭学生以学业追求实现自身地位及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共同扩大了社会成员参与高等教育的规模,提高了贫困学生在高校在校生中的比例,增加了少数族裔接受高等教育的体量,为提高英国社会收入代际流动性发挥了积极作用。规避制度文化差异,借鉴英国经验,我国政府要法财并举,加强宏观调控;高等教育要质量兼顾,强化合理分流;社会要协同参与,助推良性流动;学生要转变观念,主动创新创业。各方面协力推动教育发展,以教育提升社会成员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代际流动的变动趋势

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高低成为社会是否公平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三次抽样调查的数据用回归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发现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近些年来有下降的趋势。

农村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实证分析

一直以来,基尼系数和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高低成为社会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两次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

性别视角下教育代际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差异

教育代际流动可以映射社会长期流动模式和开放程度,合理的教育代际流动能够有效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推进社会公平。本文基于2021年对全国出生于1976-2000年已完成学业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682份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分析教育代际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明显增强,两性差异日渐消弭;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女性实现教育高阶向上流动的比例增加,男性教育代际的顶部传递优势依然显著;父代收入仍对代际收入流动起关键作用,女性的代际收入关联度高于男性;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能有效阻断父代的代内收入差距向个体传递,教育代际向下流动则会加剧代际收入传递固化,且这一影响更多作用于女性。

中国城乡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及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CHIP1995—2013年调查数据以及CHFS2015与2017年数据,使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TS2SLS)考察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较长的时期内均呈现上下波动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持续高于城镇家庭;随着子代出生年份的推移,城镇家庭不同出生队列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不同出生队列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父代的非教育因素在城乡家庭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均发挥着主导作用,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甚至更大。得益于社会整体制度环境不断改善,父代的非教育因素在城镇家庭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教育因素的影响则逐渐上升,特别是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父代的教育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影响大幅提高,但父代的非教育因素对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则一直保持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