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测算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序列数据的实证

本文利用资金流量表、住户收支调查、财政收支等数据,采用拟合法对1952年以来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进行系统测算,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发展变化,并以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占比为主要指标,对比分析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基于数据测算和分析,进一步使用1953—202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滚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相关指标对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总体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有所回升,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平均高于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进行同期对比显示,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低约20个百分点,从相似发展阶段对比看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差距大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表明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偏低与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足有关。第三,实证研究显示,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资本形成的抑制作用,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但从其作用效果的发展变化看,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有边际递减趋势。

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来自我国287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使用我国2013—2020年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优化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优化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吸引外资流入和改善就业结构来优化居民收入分配。异质性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市场化水平和居民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优化效应,具体表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更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优化效应越强;而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越大,数字鸿沟越大,越会抑制居民收入分配的改善。本文结论表明数字金融有望成为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但数字金融是一把“双刃剑”,未来应加强对数字金融的监管与规范,缩小居民间的数字鸿沟,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收入分配视角下唐宋之际两税法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两税法改革开启了“以资产为宗”的新格局,其税制层面的公平性较“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有了明显改进,但政策实践中的赋税不均问题却依然突出。与此同时,“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土地交易更加活跃,土地占有趋于集中,富民阶层崛起;另一方面,租佃关系愈加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获得更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商经济的繁荣。当然,富民阶层存在着逃避赋税的强烈动机,而获得更多自由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采取土地清丈和建立以贫民下户为重点的因灾减免救济制度等措施来解决赋税不均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完备的产权保护制度与税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是可以相兼容的,关键在于保护民众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落实税收公平原则。

人工智能对企业收入分配的非线性影响——基于2007—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技术变革促使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文本分析法对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进行科学测算,并就人工智能对企业利润与工资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对企业利润与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呈“U”型,即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发展的早期,利润与工资比率不断下降,差距逐渐缩小;但当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超过阈值时,利润不断吞噬工资,导致二者之间差距逐渐扩大。该结论在经历了替换被解释变量、分时段检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能够通过就业规模效应、就业结构效应和生产率效应间接影响企业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够正向调节人工智能与利润和工资之间收入分配的“U”型关系,对于财务柔性较高的企业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与企业内部分配效应的“U”型关系较为明显,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对财务柔性较高的企业分配效应的影响相对更大。研究为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背景下提高员工工资、抑制企业间资本和劳动差距扩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中外比较研究——兼论共同富裕政策选择

收入分配是影响共同富裕状态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国外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集中于两方面:“托底”与“限高”。在调节效应上呈现出双重悖反性:“托底”上的功能积极性与“限高”上的结构局限性,并以悬置分配正义的结构性争议为代价。国内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面临后发追赶型现代化“效率”要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公平”要求的双重压力。从调节效应上看,收入分化已经成为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这与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多轨并行、制度缺位、过程正义不完善密切相关。以收入分配为政策干预抓手,推进共同富裕的建议有:扩大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全体人民中的比重;坚持收入分配规范的法治化取向;维护社会保障体制的分配正义功能。

“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产出效应与收入分配

在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过程中,地方政府针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制定了差异化的就业政策,不少地区基于缓解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等方面的考虑,对低技能劳动力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本文在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刻画了高、低技能劳动力差异化的流动特征,使用2005年、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定量分析了“低技能排斥”下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产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与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阻碍更大,使得低技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成本高于高技能劳动力。第二,“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造成GDP损失。第三,全面破除“低技能排斥”,充分发挥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性,将显著缩小地区之间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因此,打破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中的技能歧视,引导高、低技能劳动力畅通有序流动,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同时还有助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

收入分配差距与银行信用风险累积——基于企业部门杠杆的视角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推进共同富裕是否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立足于企业部门杠杆视角,构建包含家庭异质性、企业债务违约和银行破产特质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理论模型预测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增加银行信用风险累积。其作用机制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消费投资比下降,为企业部门加杠杆创造条件,但消费率和杠杆率的反向变动会造成企业实际收益率降低和违约风险上升,银行贷款信用风险敞口扩大。基于中国银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上述理论推演成立的经验证据与微观基础。此外,本文还发现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上述结论隐含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两个重大目标的内在逻辑自洽一致。

两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完善金融体系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途径,但人们缺乏对农村金融改革在农户收入分配中作用的理解。基于2005—2020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实施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比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更加有效;第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户信贷可得性及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来实现。上述研究结论揭示出通过农村金融改革助力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即需要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的农村金融改革来改善农户收入分配。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收入分配纳税筹划研究

股东收入分配的两种主要形式是工资薪金和股息,文章基于最新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政策,运用纳税筹划数学模型,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收入分配方案进行优化,推导出了一套具体的股东收入分配方案,以达到在不同企业所得税税率情况下股东个人所得税税负和企业所得税税负之和最低。

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应对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全球收入分配带来新一轮的挑战。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更从互联网、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人工智能三方面深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其主要在要素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分配、地区收入分配、性别收入分配、技能收入分配对我国产生影响。应在发展数字经济规模的同时,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积极弥合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普惠进程;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素养,以数字经济推动收入分配合理化。

关于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并纳入分配机制。西方的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均为数据要素纳入收入分配提供了理论参考。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纳入收入分配存在产权界定难、市场机制不健全、安全保护落后、收入分配主体不明等挑战,因此应对数据要素产权予以清晰界定,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强化数据治理能力来促进国内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利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78—202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省际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我国省际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空间上的依赖性和异质性。由于经济发展突出的二元性与“晋升锦标赛”下激烈的区域竞争环境,产业就业结构与城乡结构对邻近地区有显著的短期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须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区域协作、深化制度改革、促进乡村产业振兴,通过就业承载力的全面提升,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解决收入不均衡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仍存在发展不充分和收入不均衡的问题。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不均衡,降低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影响了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并阻碍了共同富裕的进程。因此,改革分配制度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探讨了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和来源、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则、收入分配的尺度与标准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设想等,处处彰显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价值追求。深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建构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的分配制度,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国收入分配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本研究构建收入分配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综合测算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测度收入分配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并运用变异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检验其σ收敛、β收敛。研究发现:1) 中国各省份收入分配水平差距较大且总体差异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 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区域内差异均呈现扩大趋势,且区域间差异均呈现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程度是全国收入分配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 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收入分配水平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特征,但均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迈向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呈现制度本体变迁与持续探索共同富裕的双重特征,先后经历了萌芽冻结期、复苏重启期、发展巩固期、深化改革期、创新完善期等五个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由制度匹配下宏观制度的预设所决定,由政治驱动下价值理念的更新所推动,由利益博弈中行动主体的反馈所优化,体现多重变迁动力。纵观改革历程,关键节点下的渐进调适逻辑推动收入分配制度动态调整,路径依赖下的自我强化机制使收入分配制度得以持续巩固。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坚持渐进改革下的节点创新,构建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以合力推进共同富裕。

工资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分析和建议

居民收入分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关键影响。为了更好地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笔者对2012年以来的工资性收入和居民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对制造业收入分配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选取2013—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制造业收入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此外,数字经济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收入水平影响具有差异性;行业异质性进一步扩大了制造业区域间收入分配的差距。

共同富裕视角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与推进策略

缩小收入差距、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内在要求。长期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也逐渐凸显,这种现象有悖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因此有必要从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出发,以建设共同富裕为目标,探索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实践路径: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收入分配过程与结果存在不公平的基础上,以“控制两端、培育中间”为原则,努力提升“两个占比”,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并重点关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同时,对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提出政策建议,以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进程。

数字技术创新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产品创新和公司治理的视角

文章以上市公司数字专利申请数量作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度量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通过产品创新激励效应和公司治理赋能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普通员工、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以及价格加成较低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供应链溢出效应,核心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提高了客户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对供应商的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和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