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收入分配论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成，使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成为现实。于是，在理论上对这一现实给以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完善我国现阶段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

萨缪尔森的收入分配论述评

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言,无论是古典的或是庸俗的,都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我们知道,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科学功绩,在于他力图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原理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范畴,由于这个原因,他能够"把非劳动者借以从商品价值中获取份额的一切收入形式……都还原为利润这一种形式.

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测算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序列数据的实证

本文利用资金流量表、住户收支调查、财政收支等数据,采用拟合法对1952年以来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进行系统测算,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发展变化,并以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占比为主要指标,对比分析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基于数据测算和分析,进一步使用1953—202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滚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相关指标对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总体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有所回升,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平均高于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进行同期对比显示,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低约20个百分点,从相似发展阶段对比看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差距大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表明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偏低与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足有关。第三,实证研究显示,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资本形成的抑制作用,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但从其作用效果的发展变化看,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有边际递减趋势。

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来自我国287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使用我国2013—2020年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优化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优化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吸引外资流入和改善就业结构来优化居民收入分配。异质性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市场化水平和居民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优化效应,具体表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更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优化效应越强;而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越大,数字鸿沟越大,越会抑制居民收入分配的改善。本文结论表明数字金融有望成为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但数字金融是一把“双刃剑”,未来应加强对数字金融的监管与规范,缩小居民间的数字鸿沟,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产出效应与收入分配

在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过程中,地方政府针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制定了差异化的就业政策,不少地区基于缓解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等方面的考虑,对低技能劳动力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本文在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刻画了高、低技能劳动力差异化的流动特征,使用2005年、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定量分析了“低技能排斥”下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产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与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阻碍更大,使得低技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成本高于高技能劳动力。第二,“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造成GDP损失。第三,全面破除“低技能排斥”,充分发挥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性,将显著缩小地区之间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因此,打破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中的技能歧视,引导高、低技能劳动力畅通有序流动,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同时还有助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

间接税归宿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研究——基于减税降费期间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评估

为保证财政政策效能提升,须准确评估间接税改革的受益群体分布与收入分配效应。基于2012—2020年CFPS微观数据,构建了投入产出税收价格模型,对间接税归宿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扩围”、税目分立以及一般税率下调使得总体居民,尤其低收入群体间接税有效税率显著下降,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间接税及分税种K指数为负值,在减税降费过程中,税制结构性调整减弱了其累退性;间接税具有逆向调节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此阶段间接税总体效应已由-5.45%改善至-2.27%,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均有所改善。因此,提出关注初次分配公平,继续实施留抵退税、优化间接税税率与税目等建议,以发挥间接税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端制度优势。

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成本收益与收入再分配效应——基于共同富裕视角

基于个人和社会角度,意在探讨哪种参保选择能同时满足个人的“成本收益”效应最大化和社会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最大化,以达到推进共同富裕的效果。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CLDS),构建精算模型研究发现:新业态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可使养老金成本收益比增加,使养老金基尼系数减小;养老金成本收益比随城职保参保率提高而增大,基尼系数随城职保参保率提高而减小;提升城职保参保率与增加缴费指数相结合的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成本收益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应加快推进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险全覆盖,鼓励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城职保。

收入分配视角下唐宋之际两税法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两税法改革开启了“以资产为宗”的新格局,其税制层面的公平性较“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有了明显改进,但政策实践中的赋税不均问题却依然突出。与此同时,“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土地交易更加活跃,土地占有趋于集中,富民阶层崛起;另一方面,租佃关系愈加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获得更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商经济的繁荣。当然,富民阶层存在着逃避赋税的强烈动机,而获得更多自由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采取土地清丈和建立以贫民下户为重点的因灾减免救济制度等措施来解决赋税不均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完备的产权保护制度与税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是可以相兼容的,关键在于保护民众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落实税收公平原则。

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中外比较研究——兼论共同富裕政策选择

收入分配是影响共同富裕状态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国外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集中于两方面:“托底”与“限高”。在调节效应上呈现出双重悖反性:“托底”上的功能积极性与“限高”上的结构局限性,并以悬置分配正义的结构性争议为代价。国内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面临后发追赶型现代化“效率”要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公平”要求的双重压力。从调节效应上看,收入分化已经成为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这与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多轨并行、制度缺位、过程正义不完善密切相关。以收入分配为政策干预抓手,推进共同富裕的建议有:扩大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全体人民中的比重;坚持收入分配规范的法治化取向;维护社会保障体制的分配正义功能。

人工智能对企业收入分配的非线性影响——基于2007—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技术变革促使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文本分析法对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进行科学测算,并就人工智能对企业利润与工资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对企业利润与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呈“U”型,即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发展的早期,利润与工资比率不断下降,差距逐渐缩小;但当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超过阈值时,利润不断吞噬工资,导致二者之间差距逐渐扩大。该结论在经历了替换被解释变量、分时段检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能够通过就业规模效应、就业结构效应和生产率效应间接影响企业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够正向调节人工智能与利润和工资之间收入分配的“U”型关系,对于财务柔性较高的企业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与企业内部分配效应的“U”型关系较为明显,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对财务柔性较高的企业分配效应的影响相对更大。研究为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背景下提高员工工资、抑制企业间资本和劳动差距扩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与东道国收入分配——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57个经济体1990-201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种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整体而言,FDI改善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FDI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在发达程度较高、金融市场更完善的经济体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更为显著;最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改善。根据上述结论,本文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跨境资本流动来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提出了政策建议。

收入分配差距与银行信用风险累积——基于企业部门杠杆的视角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推进共同富裕是否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立足于企业部门杠杆视角,构建包含家庭异质性、企业债务违约和银行破产特质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理论模型预测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增加银行信用风险累积。其作用机制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消费投资比下降,为企业部门加杠杆创造条件,但消费率和杠杆率的反向变动会造成企业实际收益率降低和违约风险上升,银行贷款信用风险敞口扩大。基于中国银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上述理论推演成立的经验证据与微观基础。此外,本文还发现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上述结论隐含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两个重大目标的内在逻辑自洽一致。

两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完善金融体系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途径,但人们缺乏对农村金融改革在农户收入分配中作用的理解。基于2005—2020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实施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比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更加有效;第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户信贷可得性及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来实现。上述研究结论揭示出通过农村金融改革助力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即需要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的农村金融改革来改善农户收入分配。

最低工资水平对低收入群体和收入再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而最低工资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这一目标的科学实现。本文以2010-2018年CFPS家庭调查数据和各地区最低工资数据利用回归的方法验证最低工资调整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了最低工资的再分配效应。本文对于最低工资的研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其政策效应进行检验,以验证最低工资对微观个体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的角度,对最低工资水平与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再分配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这可以对现有的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在测算省级收入不平等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数字鸿沟”。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鸿沟”效应主要是由于城乡教育和就业机会差距扩大以及城镇化水平的不均等所导致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低收入地区更显著,且在2016年后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变得更为明显。此外,研究还发现这种负向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还会扩大相邻地区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基于此,提出增强城乡融合发展,积极促进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与维护数字时代良好市场秩序的建议,以期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红利”发挥协调城乡发展的作用。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收入分配纳税筹划研究

股东收入分配的两种主要形式是工资薪金和股息,文章基于最新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政策,运用纳税筹划数学模型,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收入分配方案进行优化,推导出了一套具体的股东收入分配方案,以达到在不同企业所得税税率情况下股东个人所得税税负和企业所得税税负之和最低。

商业医疗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本文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商业医疗保险的收入公平分配效应,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商业医疗保险有助于促进群体间的正向收入再分配,显著缩小个体收入差距。商业医疗保险主要通过灾难性医疗支出控制路径、身体健康状况提升路径缓解居民收入差距,而商业保险补偿在提升身体健康状况路径上呈现相反影响。本文以存在问题为导向,借鉴新加坡、荷兰、美国、芬兰等国相关实践经验,为提升商业医疗保险的收入公平分配效果,提出挖掘民众参保需求、完善产品设计开发、健全政府机构和市场主体的医疗控费机制、落实以预防为主的多层次健康管理战略等优化建议。

正确理解按劳分配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按劳分配曾经因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被贬低,后来又作为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分配形式而被抬高。按劳分配实际上表明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客观规律,只是在存在剥削的社会里,劳动成果被不同的剥削阶级所掠夺,劳动者只能得到其中一小部分。按劳分配不是“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要注意与级差地租区别开来,与利润平均化区别开来,与妨碍利润平均化的垄断收入区别开来。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首先要合理地或充分地占有收入。要严禁企业拖欠工资,严禁超出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长度,规范财政转移,调节级差收入,调整国有企业布局,实行第三次分配信息互通共享。

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应对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全球收入分配带来新一轮的挑战。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更从互联网、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人工智能三方面深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其主要在要素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分配、地区收入分配、性别收入分配、技能收入分配对我国产生影响。应在发展数字经济规模的同时,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积极弥合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普惠进程;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素养,以数字经济推动收入分配合理化。

共同富裕导向下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聚焦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和税制结构现状,深入分析推动共同富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提出了税制结构优化的总体方向和实现路径。通过科学设置税种、提升直接税比重、健全直接税体系等方式设计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组成,构建并不断完善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期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和作用,促进收入公平分配,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