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的因素分解——基于收入极化指数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相对分布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数据库(CHNS)1988—2010年居民住户调查微观数据,对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的因素进行分解。实证结果显示,一方面,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的因素中,"经济增长效应"大于"收入分配效应",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分布曲线平移产生的效应大于收入分配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分布形状变化产生的效应,同时,"收入分配效应"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另一方面,向下相对极化指数大于向上相对极化指数,且向下相对极化指数贡献率呈上升趋势。说明从长期看,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提高,而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使得原本的中等收入群体向下落入低收入区间的比重大于向上成为高收入群体的比重,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收入极化现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收入极化是一种不同于收入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现象,它说明了收入分配向不同的两极或多极聚集的趋势。文章采用ER极化指标测算2002~2010年全国收入极化测度,分析了我国近几年收入极化的趋势及造成这种趋势的可能原因。同时还对中国31个省市2000年、2005年及2009年的收入极化进行了测度,并运用GMM（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了其自身的变化趋势及其与各省标准化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显示出我国收入极化与人均GDP间一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且两者相关性在进一步的增强。

城乡内部收入不平等与收入极化的对比分析:1988-2010年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库(CHNS)1988-2010年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微观调查数据,测算我国城镇与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和收入极化指数,并通过估算历年低、中、高收入群体所占人口的比重,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不同年份间收入不平等指数和收入极化指数各自变动的特点。测算结果表明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和极化程度要高于城镇,农村各收入群体趋向于向低、高收入水平聚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减小,而城镇各收入群体则向中等收入水平聚集。这说明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还有待改善,收入调节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也更加严峻。

技术变革、流动人口就业结构与收入极化趋势

基于2011—2017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计算中国流动人口就业结构变动,并进一步考察就业结构调整对收入极化趋势的影响发现,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经商者占比在7年中上升幅度均超过1%,而负责人及管理者、公务员和建筑人员的比例下降均大于1%;常规操作性工作的就业占比显著下降,常规知识性工作的就业比例显著上升。就业结构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动人口收入极化水平上升,而职业间收入差异可以解释收入极化水平的90%,说明就业结构对收入极化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不可忽视。

中国的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对收入极化的影响

发挥三次分配调节作用,对于降低收入极化,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CFPS居民微观调查数据,按照居民收入来源,采用MT指数法和循序分解步骤,解析了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对收入极化的再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显著降低了居民收入极化程度,且在城镇地区再分配效应更明显;总体而言,80%以上的再分配是通过公共转移收入来实现的,第三次分配降低市场收入极化的贡献不到20%;从转移收入类别来看,养老金的再分配效应最高,其次是政府补助、私人转移收入和社会捐助,而征地和拆迁补偿的再分配效应为负,即会加剧收入极化程度;各类转移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与其规模弱的正相关而与其瞄准性弱的负相关。本研究表明,发挥三次分配调节作用、实现共同富裕,提高第三次分配的规模尤为重要,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也需要重视。

湖北省居民收入极化的测度与分解

基于CHNS项目数据,选取四类极化指标,对湖北省居民1991-2015年收入极化的特征与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1-2015年湖北省居民收入极化持续扩大,农村地区极化程度高于城镇地区。对DER极化指数按照收入来源进行分解,探讨不同收入来源对极化指数变动的影响,发现结构效应增加极化,集中效应抑制极化,而工资收入、经营收入是导致极化的主要原因。

高收入数据引入视角下我国居民收入极化问题研究

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指标除了基尼系数之外,还有收入极化这一重要变量。然而,已有的测算我国居民收入极化程度的研究,往往由于忽略高收入群体的存在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对此,文章基于2013年和2018年住户数据(CHIP数据),引入高收入群体数据(TIC数据)进行拼接,进而得到更具代表性的中国居民的收入数据库。以此为基础,研究我国居民的收入极化程度、特征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居民收入极化程度整体处于较高水平,特别在引入高收入群体数据后极化程度明显提高,由此表明引入高收入群体以测算极化程度是有必要和价值的;我国居民收入极化程度规律发生变化,在引入高收入群体数据前极化程度有所降低,但在引入高收入群体后有所提高;“认同—疏离感”框架可知,在引入高收入群体数据前,认同感在减弱而疏离感在增强,但在引入后认同感和疏离感均有所上升。文章对正确认识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当代收入极化问题与普遍基本收入的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

对于当代贫富分化、特别是贫困问题,西方学者对其中各种因素做了定量化的归纳研究,作为其应对的对策--普遍基本收入理念,也有大量热门的讨论,而且进入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实践。然而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实践,普遍基本收入都存在着可靠性的基本问题。本文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范式为基础,运用数理演绎的方法分析资本、科技、劳动、市场所构成的收入函数,根据收入函数,结合马克思后期主张的个人所有制,可以为普遍基本收入提供更为可靠、精确、完善的法权基础。

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与成因

本文基于最新数据和新近拓展的相对分布方法,分析1995—2018年我国居民收入极化的变动趋势,侧重研究2013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后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讨论极化变动的微观成因。结果表明,2013年后我国居民收入极化出现下降趋势,高低收入分位的极化水平都显著下降,说明“提低、扩中、限高”政策有效逆转了收入极化趋势。城镇化和高等教育扩张等禀赋因素降低了下层极化,而教育和就业等市场回报率下降减弱了上层极化。城镇中、低收入人群比重和农村中、高收入人群比重均增加,全国中间收入人群规模扩大,使得我国居民收入纵向极化显著下降。城乡群体分割下降后,使长期存在的城乡极化明显减弱,这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转型的重要契机。要进一步关注市场化带来最低10%收入人群的极化,防止财富不合理的过度回报带来最高1%收入人群的上层极化,从而减少收入纵向极化,并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农户收入极化的趋势与分解——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证据

基于“认同—疏离”分析框架,本文采用2009-2015年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四省农户的面板数据,在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关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使用偏误的基础上,构建多级分化DER指数反映农户收入极化的动态特征,采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按照收入来源对农户收入极化指标进行分解。研究结论表明:第一,当前中国农户存在着收入极化的现象,且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二,农户收入极化存在着区域异质性,“认同—疏离”分解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户收入极化出现的原因是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极化是收入分布向少数群体集中的结果;第三,Shapley值分解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是加剧农户收入极化的最重要原因,转移性收入对于缓解农户收入极化具有稳健的正向影响,且这一结论在不同敏感性指标的情景下仍然成立。按区域类型划分,外出务工对于农户收入极化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本地非农就业。因此,继续深入推进“精准扶贫”重大战略、加强农户非农就业培训是缓解中国农户收入极化的重要举措。

经济全球化的收入极化效应与进程停滞风险——基于互联网资本主义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共振的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空前加快。但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互联网资本主义,在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共振"中,产生了对经济全球化的收入极化效应,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中心—外围"结构强化、剩余价值生产国际化和劳动者经济地位弱势化等现象,并使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出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化等倾向。互联网资本主义下经济全球化的收入极化效应,还带来了全球经济增长缓慢、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际合作协调受阻等经济全球化停滞风险。

收入极化测度与分解方法述评

收入极化不同于收入差距,本文主要对收入极化的测度与分解方法进行了述评。收入极化测度指数包括W型、ER型及其他类型三种指数,主要从群内聚合和群间差异两个方面构造。收入极化分解主要有子群分解、收入来源分解和动态分解等,分解方法与收入差距分解方法具有一定关联,但存在一定差异。收入极化的随机占优和流动性分析目前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收入极化趋势及其分解研究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和技术进步不断冲击的背景下,准确测度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极化变得愈发重要。文章借助相对分布方法,主要基于1988~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城镇数据,分析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收入分布的变化特征,重点研究中等收入劳动力的相对状况。通过将收入分布变化分解为“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布形状效应”,文章发现在多数时期内增长效应影响巨大,足以掩盖形状效应。城镇劳动力群体内部的收入极化持续累积,但收入极化的模式在2002年前后发生重要转变,只有1995和2002年可以观察到典型的收入“双极化”模式,而在2013和2018年,部分中等收入劳动力的份额也在增加。分组样本的结果显示,城镇劳动力市场收入双极化模式得到遏制,可能与东部地区的收入极化趋于减弱有关。文章建议继续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制度,着力提高就业者的就业质量,积极应对城镇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极化的风险。

拉美收入分配极化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健康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殖民时期遗留至今已经达到了极端化程度,收入分配的极化给拉美国家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而且影响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导致拉美国家收入分配极度不公的原因,既包括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因素,也有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的制度因素。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三点有益的启示:要把民本思想作为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原则;要加强政府的社会功能;3.要在效率和公平间寻求平衡点。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识教育的重点探讨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党中央对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署,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如何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极化和不平等的联系和区别、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很多本科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困惑和混淆。本文基于通识教育的目标,重点论证了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突出的问题,以使得学生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问题有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

收入分化新视角:引入收入组密度的测量方法

近年来,网络上"炫富"以及富豪被曝光的奢侈生活,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则显示我国收入分化问题并没有恶化。造成以上矛盾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收入分化方法只关注绝对的收入差距,而没有将收入组密度纳入考虑中。对此,本文采用Duclos J Y,Esteban J,Ray D(2006)提出的"认同—疏远"研究框架,运用DER指数测算了我国居民收入极化现象,并研究了收入分布密度的变化。从标准化收入分布来看,我国收入两极分化,特别是富裕群体在分布中"长尾"的增加,是当前民众感觉收入分化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

中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测度

使用CHNS的8年调查数据,根据不同分组标志选取相应的极化测度方法,并结合相应的收入分布图分析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状况,结果表明:基于中位数和平均数分组的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以及城乡收入两极分化程度,在1988—2003年不断上升,而2003年以后开始下降;基于众数的分组不能很好地度量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状况;而基于贫困线分组的两极分化指标一直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因此,在我国总体居民收入两极分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的背景下,贫困群体的收入和生活状况需要引起重视,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努力改善贫困群体的收入和生活状况。

中国教育发展对劳动收入差距的影响

近十多年来,我国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家庭收入与其他教育水平家庭收入之间的差距绝对额在不断拉大,因此,劳动力市场上由教育水平差距产生的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是否拥有大学学历会产生显著的劳动收入差异。源于教育水平差异的工资收入差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教育水平和生产率的关联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较高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会引导个体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较高的教育水平与较高的生产率水平相联系。我国当前应采取相关政策投资教育、促进教育发展、增加劳动市场上高学历劳动者的数量、降低高学历劳动者的供求均衡价格,这样才会不断缩小来源于教育水平差异的收入差距。

均等指数和两极化指数建立与比较

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存在一定缺陷和我国收入两极化概念不清楚的情况下,本文重点对基尼系数与两极分化的涵义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两个概念的本质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区别。对以后的收入差距测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基尼系数反映了所有个体偏离总体的程度,两极化指数反映二大组之间差异情况。在前人测量收入差距方法基础上构造两极分化指数I。结合中国和部分其它国家的数据,测量了三个指数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指数高度相关,在一般情况下均等指数、基尼系数和两极分化指数都能大致反映收入差距情况。对组间、组内差距处理方法不同是基尼系数(均等指数)与两极分化指数最根本的区别。构造的两极分化指数具有直观、易于理解、意义明确、计算简单等诸多优点。因此在测量收入差距时,倡导优先使用均等指数。在测量只有二等分组构成总体的收入差距时,优先选择两极分化指数。实际研究中,可以根据研究的问题,合理地选择基尼系数,均等指数,两极分化指数从事相关研究。

工资极化现象的出现、测度和影响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发达国家出现了工资极化现象。随着各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从工资极化现象的出现、测度方法和影响效应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研究结果发现:首先,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极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中国学术界关于国内工资极化现象是否出现尚未得出定论;其次,基于对极化的不同理解,极化现象存在不同的测度方法;最后,工资极化阻断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上升空间,但有利于高技能劳动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