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策略研究

受城乡迁移和自身资源的影响,低收入流动女性是女性中更需关注的弱势群体,其家庭需要经历更为严峻的压力挑战。那么,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究竟面临怎样的挑战?其家庭如何能够获得困境中的适应性发展?其间女性在家庭困境应对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文在对34例低收入流动女性质性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的核心策略。结果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及其家庭的压力主要表现为非正式/低保障的就业困境、家庭工作兼顾的生活困境、迷茫无奈的未来发展困境和双向支出的家庭资源分配困境。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表现为低水平资源流动的家庭功能维持机制、灵活重整的家庭结构协调机制、代际团结的家庭关系缓冲机制和积极传递的家庭信念免疫机制。流动女性通过敏锐识别困境以调节应对策略、角色灵活安排以重整家庭结构、双向照顾支出以促进代际团结、协调整合资源以提升凝聚力等个体与家庭的互动方式为家庭抗逆力提升作出贡献。在完成家庭抗逆力的使命中,流动女性发挥着其独立能动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造就了她们自身的脆弱性。

性别视角下教育代际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差异

教育代际流动可以映射社会长期流动模式和开放程度,合理的教育代际流动能够有效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推进社会公平。本文基于2021年对全国出生于1976-2000年已完成学业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682份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分析教育代际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明显增强,两性差异日渐消弭;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女性实现教育高阶向上流动的比例增加,男性教育代际的顶部传递优势依然显著;父代收入仍对代际收入流动起关键作用,女性的代际收入关联度高于男性;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能有效阻断父代的代内收入差距向个体传递,教育代际向下流动则会加剧代际收入传递固化,且这一影响更多作用于女性。

财富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财富差距扩大,代际收入流动性是否有所提高,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是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章使用CFPS数据库,用财富基尼系数测度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用代际收入弹性测度代际收入流动性,并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分样本研究。研究结论显示: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家庭财富差距扩大会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性;其次,通过分样本回归发现,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抑制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城乡异质性和性别异质性;最后,缩小贫富差距,能够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同时,缩小贫富差距时要更加注重低收入阶层、农村地区以及女性群体的子代收入问题。

代际收入流动促民生——基于CFPS数据的中国代际流动性调查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代际收入流动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代际收入流动方程的构建、代际收入转移矩阵理论、代际收入流动分析、代际收入流动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研究构建了代际收入流动方程,通过分析家庭之间的收入转移与流动关系,并结合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得出了反映代际收入流动的数学模型。其次,运用代际收入转移矩阵理论,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和模式,以及各代际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不同代际中代表性家庭的收入流动趋势,为进一步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提供了基础。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对代际收入流动进行全面研究,对代际流动性减弱的现象和问题的出现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为理解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和支持。

教育影响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现实与潜力——基于反事实构建的视角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教育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关键自致性因素。本文基于CHIP数据,运用反事实分解法,测算教育在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中的现实作用与潜力作用,并刻画这两种作用的年代变化趋势。本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逐代提高,并未呈现出阶层固化的发展趋势;整体而言,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现实作用约为9.07%,但在理想条件下,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潜力作用可以达到22.8%;随着年代的推移,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现实作用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而潜力作用以及这两种作用的差距均呈现出逐代扩大的趋势。以上结论表明,教育在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仍未充分发挥,借助教育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仍然隐藏着巨大的潜力。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的作用,应进一步通过调整公共教育政策提高教育的公平程度,并继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以提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率。

子女数量与代际收入流动

在我国人口增长乏力的严峻形势下,研究子女数量和代际收入流动的关系,为放开生育政策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借鉴意义。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证实了子女数量与代际收入流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从整体分析,子女数量显著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提升,经过内生性处理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从“数量-质量权衡”的角度,发现子女数量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女儿、信贷发达市场和低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更强;(3)从代际流动方向分析,子女数量促进代际向上流动,抑制代际收入向下流动。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需放开生育政策,提升子女数量。

贸易开放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贸易开放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分析框架,探讨其机制并提出关于贸易开放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理论假说,使用2011年和2015年的CHN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与理论假说基本一致:贸易开放有助于代际收入流动性,能使子代收入向高于父代收入的等级攀升,阻止子代收入向低于父代收入的等级流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更大;贸易开放对代际间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在城乡、地区、父代收入水平及父代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异质性;贸易开放通过促进代际教育流动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代际收入流动。基于以上结论,我国应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缩小城乡与地区贫富差距,推进教育公平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些都有助于机会平等,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义务教育资源投入与代际收入流动性

教育是促进代际流动、减小社会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本文分析了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小学教育资源投入的影响大于初中教育资源投入的影响;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对农业户口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非农业户口群体没有影响;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对“80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正向影响大于“90后”;义务教育资源投入通过减弱父代收入对子代受教育年限和子代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来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继续增加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小学阶段的教育资源投入,将有助于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改善教育机会公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代际收入流动的地区差异研究

合理的收入流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但是我国目前仍存在收入差距跨代传递的现象。基于CFPS五年的数据,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分析。首先将个人多年的收入信息进行匹配,以此获得多年收入水平的均值来修正暂时性收入偏差,其次选择在生命周期中变化不大,但与个人收入水平高度相关的工具变量来修正生命周期偏差。研究发现:父辈的收入水平会显著地影响子辈的收入水平;分地区看,中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迁移对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保留父代和子代收入、教育程度、年龄等关键变量,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筛选配对,以探讨迁移对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主要传递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迁移对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不同迁移区位的农民工群体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随其外出就业距离的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3)迁移对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主要传递路径均能促进迁移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其中,教育影响程度最大。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与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

基于2010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检验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有“分离家庭”经历的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显著低于无“分离家庭”经历的农村儿童。相较“父亲缺位”,“母亲缺位”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负面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结构会通过成年后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体人力资本影响家庭收入流动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存在地区差异、群体差异,西部负面影响大于中东部,中低收入群体负面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家庭结构不仅影响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关系着成年后经济地位和社会表现。因此,在关注家庭结构给农村儿童短期影响的同时,其长期影响也应引起政策研究者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家庭收入流动对消费的影响效应测度——来自CFPS的微观证据

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到家庭收入流动的消费效应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8年数据,归纳梳理不同收入组家庭不同方向收入流动与消费特征,并实证检验家庭收入流动的消费效应,得到以下结论:不同方向收入流动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不同收入组家庭收入流动引致的消费扩张效应与消费收缩效应存在异质性。

社会保险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

优化收入分配、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测量代际收入流动,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保显著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新农合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父代家庭和城镇地区更加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通过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借贷资本三种渠道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增强社会保险的反贫困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进而夯实代际收入流动的物质基础,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收入流动性测度研究述评

本文以对收入流动性的测度为中心展开综述,介绍了收入流动性与收入流动性测度的基本概念,对收入流动性测度的重要的工具——转换矩阵做了详细说明。重点介绍了两种代表性的测度路线——收入流动性测度的公理方法和福利方法,并进一步评介了公理方法中的相对收入流动性与绝对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方式,以及福利方法中的King指标和Chakravarty-Dutta-Weymark指标。此外还简介了收入流动性排序的不同做法,并简要介绍了其他非主流的测度方式。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论与展望。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绝对收入流动性的视角

利用CHNS的六轮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绝对收入流动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及其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并且长期内的收入流动性程度要高于短期。(2)以1996年和2003年为拐点,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阶段趋势特征。同时,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与同期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相同。(3)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主要来源于农村内部各家庭间收入地位的变动,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次之,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限。

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在我国独特的城市与农村的结构背景下,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不平等是否一定抑制代际流动性,是值得研究的。研究居民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为政府制定脱贫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另外对维持社会稳定和谐亦有现实意义。文章从路径理论的角度,采用CHNS数据,利用分层线性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城镇地区的流动性大于农村地区的流动性。(2)农村地区不平等的增加对父子间的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性大于对父女间的代际收入流动的提升性;城镇地区不平等的增加提升居民代际弹性系数估计值,而农村地区的不平等的增加则抑制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估计值。(3)从城乡整体模型中可知,量化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流动性关系的交互项系数值较小,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不平等和流动性间的关系因城乡异质性发生抵消效应。

收入流动性的度量:一种新的方法及其应用

本文提出从收入比重变化的视角度量收入流动性的新方法,构建了基于比重绝对差和基尼系数的两种新指数,还提出了收入流动性洛伦茨曲线的概念、意义和绘制方法,以及指数的分解方法和加权调整方法。应用各指数对我国2007—2013年间区域层面的收入均值和收入总额的流动性进行了度量,结果显示,用各种方法度量的流动性都很低,各省间的收入格局已相对固化,流动性和地区贡献有波动但都没有明显的趋势。结果也验证了新指数的适用性和优良性质。

我国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比较研究

改革过程中实施"区域差异改革"策略导致东中西部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因此,分区域考察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格局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流动分析发现:第一,东部和中部的收入流动水平在1993-1997年间达到最高,随后不断下降,西部地区在2000-2004年间达到最高峰后出现下降。第二,从不同收入阶层地位的动态演化来看,各地区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具有不稳定性;相比中部和西部,东部的顶层缺乏流动性,同时底层居民表现出较强的向上流动水平。第三,进入2004年之后,中西部地区收入流动的绝对值及其福利的增长速度都高于东部。因此,创造机会平等的公共政策,打破限制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实现居民收入总体向上流动比例大于向下流动比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我国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性实证分析--基于CHNS农村样本数据的发现

基于CHNS有关农村调查数据,分别采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收入流动指数等指标,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性状况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主要受农户家庭收入位置变动和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影响,即受位移效应和增长效应的影响;收入位置变动对收入流动性程度的影响仍然是主导因素,但其作用正趋于减弱,农户家庭正呈现分层固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