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微观因素考察——基于中国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计量分析

本文以我国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为考察对象，在对其加以界定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本文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从微观的角度对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变动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知造成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的影响因素是：人均实际收入增加，存、贷款利率的变化，特则是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率只有发生剧烈变化时才会有影响.

货币增长率、收入流通加速度与通货膨胀—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1978~2009 年的数据为样本,以Friedman 货币数量论方程式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货币M0 的收入流通速度呈U 型变化,货币M0、M1、M2 的收入流通加速度(收入流通速度的变化率)都不为常数而是变化的。第二,货币M0、M1、M2 的收入流通加速度与货币的增长率之间具有负相关性,但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具有正相关性,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货币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的正向刺激作用。第三,货币M0、M1、M2 的收入流通加速度对于通货膨胀的正向影响程度高于货币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的正向影响程度,这种关系具有长期协整性。第四,从长期来说,货币M0、M1、M2 的增长率和收入流通加速度都是通货膨胀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第五,脉冲响应分析表明通货膨胀率对于来自其自身的误差冲击的响应可以被看成是对来自于货币增长率的误差冲击所做出的响应与其对来自于货币的收入流通加速的误差冲击所做出的响应的叠加。

“超额”货币都去哪儿了——对我国货币收入流通速度长期下降的一个解释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M_2/GDP持续攀升,货币收入流通速度(GDP/M_2)不断下降,这一长期现象至今未得到完善解释。本文通过模型阐明,货币需求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最终产品交易的增长,而且反映了中间产品交易的增长。如果中间产品的增长超过最终产品的增长,则"超额"货币需求增加,表现为货币收入流通速度下降。本文分别运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和工业企业库数据检验了这一理论假说。本文的发现意味着研究货币供应、物价总水平和经济发展问题不仅要考虑GDP的增长速度,更要考虑中间产品的增长速度,中间产品是度量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货币流通速度的再认识——对我国1992—2008年交易流通速度的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1992—2008年期间交易流通速度的变动特征。研究发现,我国交易流通速度的波动具有较明显的顺周期特征,且2000年以后,交易流通速度与收入流通速度的同步波动性消失,二者出现发散趋势。对于交易流通速度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指示货币需求的变化,为我国货币供给规划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参照。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规则

1979年以来,改革中的中国经济现象和经济思想充满了生机,同时也充满了矛盾。8年来,在物价总水平不断上涨的同时,货币流通速度却几乎逐年下降。于是,货币供应量与实际产出量不是同幅变动,而是前者比后者以更大的幅度增长。

温特劳布——卡尔多内生货币供应模型及其评述

温特劳布和卡尔多作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家 ,他们放弃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前提 ,即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是稳定的 ,因果关系箭头应由货币供应指向名义收入和物价水平 ,而是在其工资定理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基础上建立了内生货币供应模型 ,以适应西方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需要。但从该模型的理论基础和模型本身来看 ,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货币数量关系之间的一个控制方程—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Friedman原始收入货币数量论出发,通过以货币化指数及其变化率代替Friedman收入货币数量方程式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及其变化率变量,创建了一个新的货币数量方程式。由于该新方程式表现了实际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以及货币化指数变化率四者之间的恒等式关系,所以,可以作为货币数量关系之间的一个控制方程。本文以中国货币M1和M2为对象,选取1993~2012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先采用六个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相关变量在2013年的预期值进行预测,再采用本文所创建的货币数量控制方程进行验证,结果发现:货币M2的预期增长率值与控制方程一致,表明预测值较为合理,这时,2013年实际经济增长率预期值为8.6%,通胀率预期值为5.4%,M2增长率预期值为17.5%,其货币化指数变化率预期值为1.8%;而货币M1的预期值与控制方程差距较大,但能够确定其预期增长率值变化区间,即M1的增长率预期值属于区间[26.8%, 36.0%],其货币化指数变化率预期值属于区间[10.7%, 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