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创业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利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蒂蒙斯创业理论阐释数字经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理论逻辑,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创业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创业融资和优化创业企业的要素配置,从而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强化数字经济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从而能强化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型创业与自我雇佣型创业都能使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其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在数字经济的支持下,无论是在制造业中创业,还是在服务业中创业,均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新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如何通过科学的财税政策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推进共同富裕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面临的共同命题,其中,收入所得税对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劳动参与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2020年的三期面板数据,采取双重差分法分析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提高个税免征额促进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但未显著增加劳动时间。经过更换回归模型、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个税免征额提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群体中存在差异,对女性群体、已婚群体的劳动参与影响更大。机制上,新税改显著降低了个体由于照料家庭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此,未来个税政策的改革方向应包括:持续关注重点人群的收入情况,有效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充分考虑个税改革对于女性和已婚群体劳动供给更强的激励作用,积极推行鼓励已婚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或标准,增强劳动者获得感,激励低收入群体就业,助力共同富裕。

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及提升路径

中国要稳定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其消费潜力,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优化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的现实需要;中等收入群体虽处于中等收入行列,但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受到不利冲击后容易“掉档”,从而变为低收入群体,即“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研究发现:在各类标准下,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平均接近1/2;从空间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多分布于西部、中南地区;从经济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的显著特征是低财产收入、低转移收入和高经营收入、高医疗保健支出;同时,指出偏低的文化水平、过重的儿童抚养负担和医疗费用是诱发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正确处理“稳中”与“扩中”的关系,围绕精准识别、分类施策等措施,以城市落户、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为重点,逐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性。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机制及其区域差异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在理论上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建构了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机制框架,接着使用CGSS2010—2021年调查数据,对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过程与成长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在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整体成长以及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变化都不一样;经济发展未必一定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收入再分配政策与经济结构升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强调,要想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加强有关具体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路径探析——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画像

本文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象细分为“提低、入中、稳中”三个层级,运用随机森林模型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特征进行画像,基于特征指标重要度排序确定影响各收入群体的主要因素,进而设计差异化扩中路径。研究发现,年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偏低收入群体与潜在中等收入群体之间呈现较大的分布差异,是“提低”环节需要重点关注的特征;食品支出、居住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其他支出对推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越级、实现低收入者“入中”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社会参与和家庭规模与新增中等收入群体脆弱性程度紧密相关,是巩固扩中成果必须考虑的因素;医疗保健支出、衣着支出、社会公平、社会信任、职业类型、家庭劳动力占比和生活困难则在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行列迈进的全过程均有重要作用。应该建立科学的政策扶持机制,分类制定差异化政策,打造以保障劳动报酬和转移收入为基石、以激活经营和财产收入与社会参与为支撑、以优化教育水平与家庭劳动结构为牵引、以提升消费层次与生活质量为导向的多层次、立体化扩中平台。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度及质量追踪

在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速扩张,但基尼系数仍居高不下,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依然严峻,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质量需进一步探究。基于CFPS2010—2018年的调查数据,测度不同层面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变化及持续韧度,构建多维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追踪规模扩张及韧度差距背后的质量差异,并实证检验其作用。研究表明:(1)城乡和不同受雇类型的群体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速存在较大差距,中等收入群体的整体持续韧度较差;(2)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张速度较快和持续韧度较好的群体,在财产、就业和人力资本方面的质量均具有较大优势,财产质量尤为明显;(3)财产、就业和人力资本方面的质量均会显著正向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增速和持续韧度,且财产质量的影响作用较大。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明晰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与质量,也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和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提供政策启示。

低收入群体社区环保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激发公众环保参与,无论对于实现社区环境治理效能提升,还是社区整体治理水平提升均具有现实意义。但低收入群体社区参与不足是普遍性的客观事实,分析发现,第一,低收入群体的社区环保参与率较低,且城市低收入群体参与度高于农村低收入群体;第二,较高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良好的社区政策环境(政策公开透明)对低收入群体的社区环保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社区政策透明的影响程度更高;第三,福利资源的获得对低收入群体社区环保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在城市社区环境治理中,可通过畅通参与渠道给予低收入群体参与的制度保障,增强其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通过优化社区政策环境激发其参与热情。此外,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整体参与率低的问题,还应在社区参与的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上向农村低收入群体倾斜。

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群体的绿色低碳消费研究——基于不同消费环节和消费领域的实证分析

推动绿色低碳消费对于我国消费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消费转型不仅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在当代社会还与青年文化紧密结合,营造出新兴生活方式。然而,绿色消费不仅局限于绿色购买,而且不同领域的绿色消费机制也存在差异。通过使用2022年中国城市低碳消费调查数据,从购买、使用到处置的主要消费环节以及吃、穿、行等主要消费领域,考察城市居民绿色低碳消费的特征并引入社会经济地位和世代两个维度解释绿色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商品购买、使用和处置的不同消费环节都呈现阶层和世代的差异,收入越高、学历越高、越年轻的群体越积极参与低碳消费行为,中等收入群体经常购买绿色商品的比例最高;在涉及购买环节和出行领域的新能源车消费意愿上,阶层比世代的影响更重要,而在强调商品处置和日常消费的二手消费方面,阶层和世代都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应重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在社会文化营造中的作用,塑造绿色低碳社会共享文化,引导全社会认同、追求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度与变动趋势分析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壮大,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在梳理相关研究,尝试将官方数据按还原法进行处理后,以多种方法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测算和比较了中国整体、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差异和变化,发现在考察期内伴随经济增长按绝对标准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幅提升,而按相对标准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基尼系数变动方向相反并呈现规律性;对城乡分别考察发现中等收入群体绝大部分集中于城镇,近些年城乡差距较为稳定,甚至有缩小态势;通过比较分析各省区数据发现省际差异明显,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各省区生产总值呈明显正相关;三大地区比较也差别明显,但相互间分配格局有改善趋势;据此所做趋势预测表明,通过艰苦努力至2035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望大幅提升。

共同富裕进程中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的发生机理与治理路径

低收入群体是我国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重点帮扶对象,创新低收入群体致贫、返贫治理路径,是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文章聚焦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反思性借鉴生态系统理论并构建本土化分析框架,从个体、家庭、文化、制度和历史五个维度出发,系统阐释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的发生机理;引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构建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的治理路径。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是个体、家庭、文化、制度和历史五个维度辩证互构的实践产物,具有嬗变性、复杂性、历史性等特征。从发生机理来看,个体与家庭彼此之间的双向建构导致了返贫恶性循环,文化网络再生产加剧了返贫的内生固化和代际传递,来自制度层面的结构性排斥进一步压缩了低收入群体可持续生计重建的社会空间,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突发意外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也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历史产物。因此,创新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治理路径必须摒弃传统补缺型救助模式,积极引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从可行能力、文化网络、帮扶制度等不同维度协同推进。

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变化及影响:教育市场化、家校合作与学校组织

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其家庭教育功能被不断强化以实现群体地位的再生产。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研究的范畴包括父母教育、学校参与和课外辅导活动3个方面,具有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组织化与专业化特征。中等收入群体在家庭教育中的选择与组合,推动了教育市场化改革与家校合作,进而推动了学校组织合法性的变化、边界的开放与耦合的构架。同时,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变化带来了过度理性化与教育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突出了学校组织系统与专业系统之间的现代性冲突。这启示我国当前要重视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变化趋势及其引发的学校教育变革,关注这种教育变革对于社会发展与少年儿童的影响。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体育消费特征、困境与路径

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等方法,探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体育消费特征、困境,并提出路径。特征:实物型消费规模最大,但仍需夯实;参与型消费增长势头迅猛,但仍需挖掘;观赏型消费欲望强烈,但需着重开发。困境:女性消费市场开发不充分,技术型和技能型职业参与消费程度低,体育竞赛表演产业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差异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缺失。路径:注重开发女性消费市场,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加强政策引导,激发中小企业消费活力;构建完整体育竞赛表演产业链和赛事价值认同输出机制;以体育赛事为引领,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公共体育服务均衡化和差异化供给。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来自中国四省实地调查的实证分析

相对贫困治理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低收入群体谋求美好生活、获得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挑战。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上升并不一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在中国“伊斯特林悖论”已经出现,尤其是在相对贫困情境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为低收入群体平等地享有机会、提高潜能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提升其幸福感。本文通过梳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逻辑关系,提出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赋权”和“增能”来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理论假说,并采用中国四省实地调研的数据,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其中供给满意度中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和普惠性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赋权、增能影响机制均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增能的影响更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乡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低收入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依然显著。据此结论,试从“影响因素—生成逻辑”两个角度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政策建议,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理论依据。

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如何影响碳排放——消费视角下的研究

中国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同时,也引发了碳排放增加、减排压力增大的担忧。将这种定性担忧转化为定量认识,有助于从容应对气候挑战,为决策者针对特定消费群体制定差异化的减排策略提供信息参考。该研究开发了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的消费模式预测模型,结合投入产出模型拆分方法,实现将家庭消费选择异质性纳入环境影响评估宏观模拟的方法构建,以此为工具评估了新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造成的碳排放影响,比较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①若2018—203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以2018年不变价计,年收入3.3万~8.0万元/人的全国人口比重增加24%),则达峰年新兴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隐含的额外碳排放为2.7亿~3.6亿t,居民消费相关的减排工作量增加8%~11%。②新兴中等收入群体在仅收入提升情景下的消费碳排放显著低于原中等收入群体(人均碳排放相差0.2~0.3 t),二者之间的差距蕴含着这一群体在阶层跃迁过程中协同实现收入增长与碳排放控制的可塑空间。③与人力资本提升和完善社会保障情景相比,城镇化情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的碳排放影响更大,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不同政策组合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不等同于单一政策独立作用所带来的影响之和,而是存在放大或对冲效应。这意味着,及时把握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转型的可塑契机,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健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等措施对该群体低碳生活开展针对性的引导,是协同实现共同富裕与碳中和目标的前瞻性举措。

财政资金支持与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

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持续增收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基础。本文基于200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以脱贫县农民为研究对象,使用合成控制法评估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情况及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与合成县相比,约35.48%的县的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上升,约45.16%的县下降,约19.36%的县基本无差异。财政收入端和支出端的共同挤压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进一步对地方政府整体财政支出产生约束,进而对不同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产生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提供了原动力。

共同富裕背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税制度优化路径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关键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对现代财税制度的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税制度一方面可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中等收入群体、调节高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可通过提高生活质量、积累人力资本,达到优化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目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充分发挥财税制度的重要作用,优化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及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探索构建负个人所得税,加强税收监管;加大中央转移支付下沉力度,加强财政支出在住房保障、技能培训、教育方面的倾斜;提升农民养老保险待遇和养老服务水平,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三重逻辑:理论、制度与实践

党的二十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完善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求经济适度发展,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出口下降的双重压力。李嘉图分配理论可提供以下启发:第一,产业升级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出路;第二,扩大内需是应对出口下降的必由之路,这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分别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根本制度前提、坚实制度基础和重要制度补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实践逻辑在于,它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而作出的重大实践创新,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充分体现,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的必然选择。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与特征分析

中等收入标准的界定是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提。基于共同富裕内涵与“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的原则,提出新的中等收入标准界定方法,可以得到兼具全国统一标准与允许地区差异的中等收入标准。利用1978-2020年全国的收入分组数据,以及1980-2020年31个省级层面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模拟收入分布方法对个体数据进行还原,测算全国和不同省份中等收入群体模型和比重,结果发现:按国家统计局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36.79%;中等收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脆弱程度较高;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东多西少的特征;五类人群是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组成部分,规模总数为5亿人左右。最后,通过对标准、方法、数据和收入进行四维对比,论证研究结论可信,为进一步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政策提供有效支撑。

农村低收入群体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及实现路径

我国小康社会已建成,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如何使得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随着社会民众物质层面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党和政府对如何提高民众精神层面享受越发重视。但让全部人精神生活富裕,是现阶段一项较为困难的长效工作,其中农村地区精神生活富裕建设存在较大难度。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在应对“三农”问题时形成丰富经验,农户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但相比城市地区,我国乡村地区精神生活富裕建设较为缓慢。本文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如何获得精神生活富裕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措施,为农村社会发展、社会整体进步带来参考。

迈向共同富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研究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可以从专业农民群体、农民工群体和城镇低收入群体这三大主体加以发力。以为弱势群体完善公共服务为前提,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科学生产为核心,运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激发群体活力为引擎,提高从业者自身素质,调动其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以人民增收为目标,在合作社分配过程中讲究公平正义。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弱势群体得以拥有均等发展机会,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