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演变、收入调整与不同地理区域农业保险的差异化需求

农业风险的危害程度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特征是决定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首要因素。伴随社会转型与发展,农村风险因素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排序以及农民的收入水平、收入结构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上述变化会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造成影响。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制约,不同地理区域内的农业风险和农民收入特征均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导致不同区域农民的农业保险需求出现分化。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农业保险需求的地域特征实施不同的补贴政策,保险公司也应当开发出差异化的农业保险产品,以便最大程度的满足农民的风险保障需求。

中国转型期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与扩大消费的实证研究——基于投入产出两部门分析框架

本文从中国引进式技术进步及不平衡结构增长等特征出发,建立两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特点和形成机制,并从逻辑上解释了收入分配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系。在经济危机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改善当前结构矛盾的短期政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即减少高端部门资本报酬,增加高、低端部门劳动者报酬),进而扩大消费需求。实证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同时,本文的研究模式为投入产出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和思路。

收入分配调整、公共支出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要求长效化扩大居民消费,以优化经济增长的驱动结构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政策取向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要调整收入分配,提升居民消费的能力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也应推进公共支出转型,提升居民消费的意愿,进而使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确保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和推动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云南省收入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

收入政策是我国目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本文从宏观、微观和部门的角度分析了云南省收入政策调整的影响效应，并从收入乘数模型的角度提出了增强收入政策调控效果的若干对策。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个利益调整的交汇点则是农民的土地。长期以來,中国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赶不上土地城镇化速度。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财政转移支付中专项转移支付占的比重居高不下,以及传统的考核机制和政绩观,是地方热衷于扩张城市土地的根源。土地财政成为地方的重要收入来源,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较大。然而土地财政的支出重点还是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作者认为,在整个土地的增值过程中产生的净收益(剩余)中,农民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获得属于他们的份额。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在于建立规范的橫向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大幅度地減少中央部委掌控的专项资金,显著增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同时要探索改进基层民主制度,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夯实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政治基础。

财政收入与政府收入的差异及调整

本文分析了我国财政收入和政府收入之间的差异及原因 ,指出了高比例非预算政府收入存在的负面影响 ,提出了调整这种差异的思路和方法。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通过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现状、"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路径及我国"橄榄型"收入结构的障碍分析,提出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实现共同富裕的措施为:缩小整体收入分配差距、调整经济结构、整合社会结构。

收入分配调整是当务之急

在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公平分配的调整中，政府税收调节和政府支出调整是两个主要的调整手段。由于这两个手段都将对宏观经济和不同产业部门产生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模拟仿真的方法进行政策定量分析。

收入分配调整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

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中国消费不振是因为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体系的严重缺陷．从而约束了家庭的消费欲望。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仍集中二次分配的改良，本质上只是在政府模式纠错中“打转转”，依然未能抓住或者是回避掉了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本质。

收入分配调整:让更多劳动者分享发展成果——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姚先国教授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许是未来许多改革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十七大报告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系统阐述，无疑是对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落到实处的一次有力诠释。在浙江，伴随着“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脚步而来，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也在不断升温。近日，本刊记者走访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教授，请他结合浙江收入分配改革的实际，为大家解读这一话题的深刻内涵。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与土地管理改革

土地管理对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效应,既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是政府履行土地管理职能,并以土地管理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之所在。本文在对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演变与失衡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以VAR模型验证了土地管理改革与收入分配结构变动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提出了当前促进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优化的土地管理改革建议。

西方国家运用社会政策调整收入差距的考察及其启示——从库兹涅茨曲线谈起

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理论,实际上只是对社会转型时期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差距变化的一种假设,对社会生活有着更为直接影响的实际收入差距从来就不存在自然扩大或缩小的问题,它实际上始终都是社会政策调整的结果。通过社会政策把实际收入差距调整到一定范围之内,这是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持续运转的一个重要经验。西方社会政策发展的历程和经验表明,社会政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中进行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作为调节收入差距的工具,它通过控制收入在国民间的配置,促进社会公正,成为保证社会持续稳定运转的重要工具。对我国而言,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政策建设,以达到控制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目前,提高社会政策的统筹性,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工农一体的社会政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落实,提高农村社会政策的投入和建设水平,是当务之急。

城市化与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在发展,城市化水平却普遍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着重分析城市化发展与调整居民收入之间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从政府职能、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出发提出推进城市化进程与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的若干政策建议。

收入分配及其调整

收入分配 ,特别是中国的灰色收入 ,在中国被相当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或有意回避。几个很大的报告都没有计入灰色收入。即使如此 ,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已经达到 0 4 46,1 995年以后出视了收入绝对下降的城乡居民阶层 ,经济学家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已不存在。必须重视收入差别已经很大 。

收入分配调整之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今年中国经济工作重点强调的一个目标，而收入分配问题也是“两会”上与房价并列的热点议题。乍看这两个问题似乎是分开的，对前者的政策讨论往往落在产业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上，而对后者的讨论则强调分配合理、社会公平。

收入分配调整需要“组合拳”

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从2002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10美元，4年翻了近一番。收入增加是好事，但数据显示，从收入法核算的GDP来看，2000年，劳动者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为51．4％，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39．7％，工资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毫无疑问，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社会财富反而向政府和垄断企业倾斜，这样不仅不利于扩大内需和发展方式转变，其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十二五”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九种途径

收入分配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是推动改革和利益调整的关节点，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难点。“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明显的调整和变化，要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的平稳较快增长，必须推动我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公平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其更有利于内需驱动型的平衡增长。从国民收入分配的全流程看，调整收入分配可以从三个层面（环节）着手，即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政府支出结构调整。要改善劳动者分配状况，切实缩小收入差距，在这三个环节中主要包含了九种可选择的途径：

收入分配调整还应注重政府自身改革

当前，收入分配调整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问题积累到了需要尽快改革的地步，收入分配如果不能得到稳妥有效地改进，那么，将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