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FDI与国际收入转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FDI),并能使后发国受益"这一命题能否构成支持加强后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论据?文章将知识产权保护对FDI、自主创新、国内模仿和国外模仿的影响纳入三方参与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讨论后发国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吸引FDI的政策效应。分析认为后发国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吸引更多FDI,但并不一定能从中获益。因为:FDI偏向进入能够对后发国产生最小收益的产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大量国际收入转移;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由FDI进入新行业而增加的利润将被已有FDI产业利润的减少所抵消。根据各行业特征选择相应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使总体福利最大化。

收入转移对中国城市贫困与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利用14个城市调查资料的测定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在10％左右。高失业率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造成城市贫困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收入转移、特别是公共收入转移对减缓城市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作用。在快速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扩大和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对治理城市贫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迁移收入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北京市丰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对影响外来流动人口迁移收入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民工迁移收入的转移有显著影响外,个人特征变量也对农民工迁移收入的转移有影响;有关“利他性”的假说在本文得到验证,即利他性程度越高迁移收入越多;同时,迁移者对迁入地的认同感以及迁入地的劳动工资制度都对迁移收入的转移有显著的影响。

加工贸易、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构建加工装配、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实证研究了加工贸易及其引起的劳动力流动和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表明,加工贸易活动引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部门,这些外出打工者又将在加工企业的打工报酬汇回农村老家,提高了农村的人均收入。但是,如果以户籍人口来计算人均收入的话,在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和加工贸易增值率上升的情况下,加工贸易活动引起的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加工贸易活动将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代际收入转移的影响:基于CLHLS 2005—2014的纵贯分析

文章借助CLHLS 2005-2014年全国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倍差法(DID)评估了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对三类六种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意愿和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制度与代际收入转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养老金一方面挤出了子女向父母转移支付的意愿和水平;另一方面具有外溢效应,增强了老年人向儿子、孙子女的收入转移,两者使约19%的养老金流向了子女和孙子女。同时挤出效应和外溢效应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和社会阶层差异,对父母与儿子、祖父母与孙子女的影响明显高于对父母与女儿的影响,对低收入阶层的挤出效应显著高于高收入阶层。进一步地,随着养老金待遇的提高,挤出效应得到一定抑制,但外溢效应进一步增强。本研究对于理解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改革待遇调整机制,保障低收入阶层老年人基本生活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代际收入转移、教育与收入不平等

依据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的特征事实,从家庭微观决策的视角入手,构建了一个研究家庭养老负担、教育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经研究发现:家庭代际间向上收入转移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进而缓解收入不平等;家庭教育投资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取决于教育成本,当教育成本较高时,家庭教育投资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当教育成本处于较低水平时,家庭教育投资的提高会显著缓解收入不平等。政府应加大力度鼓励建立健全家庭养老保障机制,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回报率,激励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高技能劳动力供给,进而缓解收入不平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代际收入流动促民生——基于CFPS数据的中国代际流动性调查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代际收入流动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代际收入流动方程的构建、代际收入转移矩阵理论、代际收入流动分析、代际收入流动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研究构建了代际收入流动方程,通过分析家庭之间的收入转移与流动关系,并结合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得出了反映代际收入流动的数学模型。其次,运用代际收入转移矩阵理论,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和模式,以及各代际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不同代际中代表性家庭的收入流动趋势,为进一步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提供了基础。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对代际收入流动进行全面研究,对代际流动性减弱的现象和问题的出现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为理解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和支持。

资源收入转移支付机制解决“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

本文基于标准生命周期模型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利用资源收入转移支付机制对"资源诅咒"假说提出了新的解释: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取决于从资源汲取的财政收入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机制对储蓄与投资是促进还是抑制作用,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可以"熨平"资源收入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资源依赖度的提高会促进非资源部门经济增长。最后提出了促进储蓄和投资的政策建议。

我国的收入转移与集中趋势

我国的收入转移可以从增加值、初次分配、再分配、总体分配这四个环节进行考察。在初次分配阶段,政府部门的正转移率非常高,说明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阶段,通过征收生产税净额,在补偿公共品生产的耗费之后,掌握了大量的剩余。在再分配阶段,政府部门的正转移率趋于提高,住户部门的正转移率趋于下降。在总体分配阶段,政府部门的正转移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在1992-1999年,收入趋于分散。在2000-2008年,收入趋于集中。这反映了我国政府推动型经济的性质不仅没有转变,反而在不断强化。我国这种政府强力推动的经济,虽然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巨大成绩,但不可避免导致一系列严重问题,与中央政府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从原则上看,解决问题寄希望于:第一,加强制约政府增加收入的力量;第二,削弱政府高投资的意愿。

公共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影响分析

笔者基于2000年～2010年各省的面板数据，采用GE指数和GINI系数及分项收入分解方法，实证研究公共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表明作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之一的转移性收入，并未缓解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状况，特别是对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不够，以及转移支付在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均衡。

转移性收入对农村消费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基于中国大陆30个省份1998—2010年数据实证检验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的食品、居住、家庭设备、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因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呈现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转移性收入对食品和居住类消费的正向影响不断增大,对家庭设备类消费的正向影响趋于减弱。这表明,提高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有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粮食主产区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收探讨

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现状,探讨了影响2种收入的因素,并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中国居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的“逆向转移”问题研究

本文采用GE指数及其区域分解、收入来源分解方法,对中国居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的"逆向转移"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不仅没有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扩大了全国、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转移性收入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程度在某些方面有所下降,但并未改变"逆向转移"的大趋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转移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分割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导致的城乡转移性收入分配不平等,是造成居民收入再分配中出现"逆向转移"的原因。

转移性收入的城乡不平衡问题研究

转移性收入是人均收入中很重要的部分,城乡转移性收入的差别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别。利用2000—2011年全国和五个省份的数据,对转移性收入的城乡绝对差别和相对差距进行的测算和研究结果表明:转移性收入的城乡差距非常大,构成了居民收入城乡差距的很大一部分。现阶段转移性收入不仅没有起到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尽管近年来由于政策调整,转移性收入的城乡不平衡程度有了一定的缩小,但是总体上看依然相差很大。造成转移性收入城乡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再分配机制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解决转移性收入的城乡不平衡,既需要破解再分配机制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问题,也需要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

中国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我国经验数据,研究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动态相关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逆向调节"效应成为引致城乡消费差距的关键性因素;由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居民收入、消费的内在关联性,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有利于抑制城乡消费差距;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型"政策使得城市过度挤占农村公共资源,不利于农村消费增长。因此,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就应在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改变我国"城市偏向型"转移性支付制度,"校正"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路径,稳定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

我国收入逆向转移形成的特殊机理及控制策略

收入逆向转移是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形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体制转型形成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收入逆向转移提供了较大空间。政府对逐步形成的市场经济运行深度介入,使政府官员把他们拥有的权力拿来交换。市场在其资源配置功能不断拓展的趋势下向公共领域扩张,使掌握优质公共资源的人把他应该提供的服务商品化。这种政府和市场结合引起的收入逆向转移,已经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变成经济运行中的"毒瘤"。对此,应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更好地把政府与市场结合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相容,这样才能够在制度层面形成控制收入逆向转移的长效机制。

中国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学术界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本身的形成原因还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收入来源和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收入来源来看,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年金都成为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家庭间转移性收入、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从家庭特征来看,城乡、地区和教育水平差异都是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因素。上述问题导致某些弱势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这表明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机制存在偏误。据此,本文提出推进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扩大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和企业年金等转移性收入的覆盖面,对弱势群体设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通道等政策建议。

转移性收入在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逆向调节机制

我国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存在明显的逆向调节作用。虽然城镇自2005年、农村自2006年起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微略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是由于城镇居民得到的转移性收入远多于农村居民,导致2002—2010年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由自有收入的2.57扩大到可支配收入的3.25,从而使得总体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11.98个百分点。除2008年略高于0.4以外,2002—2010年所有年份居民自有收入基尼系数均未超过国际警戒线,居民收入分配相对合理。加上转移性收入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幅度扩大,并且所有年份的基尼系数均超过国际警戒线,进入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区段。

转移性收入视角下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辽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居民收入差距保持持续扩大态势。政府转移支付作为对地区财政收支不均衡和不同社会阶层收入不均衡的调节,理应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经研究发现,转移性收入视角下的政府转移支付不仅扩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且城镇—农村之间、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因此,应该不断扩大转移支付中用于调节收入差距的比重,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建立起严格、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使转移支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逐渐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