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阶段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于“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再检验

运用1980~2015年总量数据和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趋势及各地区变化趋势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所增加,在分析期间呈现出波动式变化趋势;分地区来看,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有所差异,但在中等收入阶段均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在各影响因素中,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对外开放扩大了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城镇化进程缩小了中国城乡间收入差距;人均GDP与泰尔指数二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确实存在倒U型的关系。

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基于生产率视角的讨论

中国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同时,面临人口态势发生的重大转变,这是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加速,使得中国在跨越中等阶段的历程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今后如何获得保持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怎样实现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并具有重大的政策含义。针对我国当前特定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态势阶段的特点,在梳理生产率的相关概念和测算方法的演化变革的基础上,特别关注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般经验和有效途径。相关针对中国的研究表明,二元结构的转换以及区域经济的收敛成为我国过去生产率改善的重要源泉。国际经验表明:人力资本提升、要素市场的发育以及配置效率的提高成为改善生产率的有效途径。

发达国家高中等收入阶段生态环境困境及其特征

发达国家高中等收入阶段遭遇过的"生态环境困境",是一个不被关注或者关注不够的学术视域。这种困境呈现出八大主要特征,从而使发达国家高中等收入阶段的生态环境建设及其问题、先污染后治理历史、生态民主政治运动等许多必然性结论或抽象性命题,有了更具说服力的补正与视角,并使正确认识当下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回应西方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等,有了更宽广的时空和路径。

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

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理论和国际经验均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条件。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面临着教育激励下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和高等教育机会不足等突出问题。针对现存的问题,借鉴日本和韩国积累人力资本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验,中国需要加大公共教育投入、优化教育投入结构、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不断推进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等,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

中等收入阶段跨越之途:国际经验

在总结若干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炼出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几条经验。基本结论是,要在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人力资本提升、保持汇率稳定。按此要求,如果中国能在未来若干年内,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加快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有利条件和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有利条件包括:国内市场规模大;后发优势继续存在并具有较强模仿学习能力;大国开放型经济的独特优势;人民勤劳而节俭;创新能力正在增强;体制符合国情等。面临的挑战包括:速度趋势性下台阶使财政或金融风险加大;出现较大范围或规模的社会动荡;生态环境承载力减弱;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多端,陷入国际政治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增大等。

中等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以中等收入阶段为时间背景,利用我国1998-2017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并运用系统GMM两步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占比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在三次产业中最大。总体来说,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应促进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保证第一产业与技术的结合发展,加速劳动力结构转型;同时,也要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和不同地区存在的差异,提升资源与各要素的使用效率。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与劳动份额、收入差距的调控

提升劳动份额、缩小收入差距,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我国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和发展目标。运用1998-2018年全国数据和各省相关数据,分别建立非线性模型和基准回归模型,探讨我国总体及各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劳动份额与收入差距的逆向变化规律,深入分析劳动份额和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叠加影响,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实证数据和参考。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总体及各省份劳动份额与收入差距都呈现逆向变化趋势;总体和东部地区劳动份额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正向影响,共同作用为负向影响,但中部和西部地区与此相反。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均衡、稳定增长,需要充分利用劳动份额与收入差距的逆向变化规律,在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份额上实施有区别的地方政策,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好的叠加效应,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走上高收入、高质量的发展轨道。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与中国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

本文围绕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与升级路径竞争强度的匹配关系,提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重构视角下的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假说。以中国制造业在GVCs升级路径中的表现、GVCs路径与“一带一路”RVCs路径的升级前景比较,检验假说内容、提出升级路径选择建议。实证结果显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中国企业生产率高于出口G7国家的企业,RVCs路径更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依托RVCs路径进行产业升级也能更有效地增进国民收入增长,更有利于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发达省份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做法与思考

"十四五"是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处于低收入组。经过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离高收入国家门槛越来越近,除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外,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已经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工业发展的强力拉动、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技术创新引领和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发挥等五个方面,是四省的基本做法。结合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抢抓发展机遇、加强地方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保持稳定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的思考,为我国其他省份迈向高收入阶段提供案例经验参考。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当代解读——兼对中国“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再认识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之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做了高度凝炼与概括。重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其社会形态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历史地去看待"中等收入阶段",进而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其经济结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辩证地去看待"中等收入阶段",进而使我们准确地把握这个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特征;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理论能够使我们透过现象思考"中等收入"背后的问题;其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能够使我们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探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金融改革路径研究

在经济起飞阶段,中国的金融体系符合动员储蓄并向战略部门配置资本的需要。过去30多年,中国金融体系成功实现了对计划经济资金分配体制的改革,为投资的快速扩张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并由此推动了经济增长,但由于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受到抑制,而且存在结构失衡、维持成本高、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等问题,从而为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收入阶段转变与人口老龄化加速:基于人口转型视角

随着中国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变,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从人口转型角度,可以解释中国收入阶段转变与人口老龄化加速并存的现象。全球跨国数据表明,在一国从中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跨越的过程中,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预期寿命延长,人口增长率下降,出现了人口转型。人口转型进而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老年抚养比的提升。中国在中高收入阶段出现了人口转型,导致了这一阶段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而且随着中国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进一步跨越,人口老龄化现象将更加严重,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因此,客观积极面对老龄化问题,不存侥幸心理,并从顶层设计制定战略,是中国未来取得应对老龄社会伟大胜利关键的关键。

中等收入阶段劳动收入份额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我国中等收入阶段劳动收入份额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差异进行分析,进而采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检验法研究我国及四大区域劳动收入份额的收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呈逐步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在后期呈σ收敛,中部及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上呈σ收敛,东北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在中期表现出σ收敛特征。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而东北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未表现出β收敛趋势。

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有效测度建模研究

国内外对收入差距的测度主要在总量和结构两个视角下开展,不同测度指标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及实用性。鉴于此,将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的特征概括为以贫富两极差距的结构性矛盾为主并兼顾总量性问题,指出帕尔玛比值为现有的较为合适的测度指标,进而构建收入差距测度建模可选取的矩阵分析框架,并结合框架内的四种组合,提出我国研究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的建模思路,即遵循以帕尔玛比值为核心权重的“三要素”收入差距综合测度表构建的组合IV。

面向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工业化战略研究

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长期增长。这些典型事实与经典发展经济学推崇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理论内涵高度一致。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下降,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倾向,加大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中国当前工业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阶段

本文通过对引起广泛关注、研究和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剖析,发现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并存在争议性。首先,援引世界银行报告中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而用相对收入追赶指数来划分发展阶段的赶超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有明显缺陷;其次,从多数学者认同的定义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在讨论中已被转换,陷阱成为阶段的同义语,讨论的真实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最后,讨论约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三个主要指标,即人均GNI、通货膨胀率和汇率。

中等收入阶段的增长停滞与增长跨越——兼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

国际增长比较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向发达经济阶段的过渡中,存在增长非连续和有待跨越的门槛。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与工业化根本不同的效率模式,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缺失以及高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中国正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为了避免增长分化和长期调整的潜在风险,应当在政策措施和公共品提供上,为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的新阶段提供动力。

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农村消费升级:国际经验与政策启示

以美日韩三个典型发达国家为研究视角,可以总结出迈向高收入阶段农村消费升级的共性特征和经验。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农村消费升级与收入提升的同步情况、农村消费升级的路径与进程,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面对中国农村消费升级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乡村工业发展的有效投入不足,限制农民消费能力提升;农村服务消费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等挑战,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际比较,提出深化农业支持政策和乡村工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完善农村服务消费体系,适应服务消费升级趋势;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改善农村消费生活环境;提升供给体系对农村品质化和个性化需求的适配性等促进农村消费升级的中国方案,补齐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农村消费短板,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高收入阶段农民增收的国际经验及中国农民增收趋势

本文总结了工业化国家(地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经验并得出对中国的重要启示。中高收入阶段中国农民增收将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新格局涌现、劳动年龄人口趋紧、农村综合改革继续深化等因素影响,到202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望达到1万元,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主力,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将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