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粮食收成分数研究(1875—1908)——以山西省为例

依据1875-1908年中央政府奏报体系中每年上报的"收成分数",以及当时各地督抚每年年末上报的当年各地受灾及实际查勘后成灾资料,并结合地方文献中相关记载,以山西为例,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清代1875-1908年间粮食收成情况做一简单的梳理,探讨了当时粮食生产情况,对"实收分数"和"约收分数"作了辨析。

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与清代台湾米价的变动(1738--1850)

本文考察自然灾害(含气候变迁)和粮食生产收成两种因素,对1738—1850年台湾粮价变动的影响。笔者利用《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两个台湾站点的旱涝等级数据,以及清代档案中的收成分数,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发现:在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的关联方面,近人研究认为冷期重大自然灾害偏高而暖期较少,清代台湾的情形亦然。1750年代前及1830年代起都是冷期,严重的自然灾害频率则增加;1750年代后台湾气候由冷渐暖,自然灾害频率趋减。气候趋暖而且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年分相对较少的时期,正是台米出口的兴盛期。其次,在自然灾害与粮价变动的关联方面,本研究证实,自然灾害因素仅在部分的短期年段对米价起作用,长时段的作用并不显著。最后,在生产收成与粮价变动的关联方面,某些价格明显升高或骤降的短期年间——主要是在米价上升期(1738—1838),确实符合丰收价降、减则价升的原则。但是收成与粮价的相关程度不弱亦不显著,足见年成丰歉对米价的升降变动,只在一定程度之内产生影响,应是年成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之相互作用的缘故。而在米价下降期(1839—1850),年成丰歉并不是影响米价变动的最主要因素。

清代收成奏报制度考略

清廷在参酌前代呈报收成做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清代独具特色的地方折奏收成制度。地方奏报农业收成过程中,临时奏闻收成概况和定期折报收成分数并行不悖,奏折与收成分数清单一并使用。收成奏报与雨雪奏报、粮价陈报共同构成了清代粮政信息收集制度,在清代粮政、仓政、荒政运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露浓麦肥、草长豆稀:清代台湾的春花与粮食供给

清代台湾每年例须陈报夏、秋粮食收成,秋收指稻作,夏收即春花和双季稻的早稻。春花是次要粮食,栽植普遍的番薯亦是。但政府规定春花须列入夏收报告,番薯则不必。番薯是馈贫之粮,植于园或畸零地。春花植于稻田,与稻形成轮作,被喻为接绝续乏之谷,可见其地位。以往研究清代台湾粮食者,次要粮食必议番薯,忽略春花。本文旨在阐明清代台湾春花的种植及其与主要粮食的关系,并检验清人视春花有平抑米价作用的认知是否合理。

康雍时期的云南粮价奏报研究——以汉文朱批奏折为中心

以往对清代粮价奏报主要集中于粮价奏报制度确立的乾隆朝及以后,而对粮价奏报制度萌芽与发展的康雍时期则着墨不多。本文从康雍两朝的汉文朱批奏折中梳理了此间云南粮价奏报的基本情况,通过对奏报时间、收成奏报、粮价数据的细致分析,发现云南的粮价奏报从康熙朝到雍正朝存在一种明显向前发展的趋势。在影响粮价奏报的因素中,布政使负责汇总各府册报送呈督抚,督抚对奏报形式有很大的自主权,皇帝则是监督粮价奏报真实与否的主要力量。此外灾害是影响康雍时期粮价数值波动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