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有余地还是积极进取:地方人事变更对地方税收收入预算偏离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预算编制科学性是现代预算制度的原则要求。基于1997—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人事变更对税收收入预算偏离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人事变更前后,税收预算偏离呈现出“扩张-收缩”的周期特征。原因在于,地方官员预期人事变更前的监察监督和社会监督较强,职务调整不确定性较高,收益与风险的失衡约束着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理性的地方官员更偏好“留有余地”的经济发展规划。地方人事变更后,地方官员预期监察监督和社会监督力度会有所减弱,职务调整已完成,晋升竞争和财政增收共同激励着地方官员选择“积极进取”的经济政策。机制分析表明,地方人事变更会通过GDP超计划增长和税收努力的渠道影响税收预算偏离。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地方主要税收来源,但它们的征管权限安排和税收制度设计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收入预算偏离主要体现在地方人事变更前1年,企业所得税收入预算偏离的周期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约束地方财政行为,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

文章旨在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运用了综合指标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和回归结果验证等方法。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数字经济水平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较低或较高区域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且由于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导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的驱动因素上存在差异,这意味着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特点和需求。

基于ARIMAX 模型的中国税收收入预测与分析

根据我国1978—2019年间的税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数据,利用R软件,对税收收入建立ARIMA模型,又以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为协变量,对税收收入建立ARIMAX模型.根据两个模型分别预测2020—2022年税收收入,将预测值与真实值对比,计算得到相对误差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发现与ARIMA模型相比,ARIMAX模型误差更小,精度更高,预测更准确.因此,利用ARIMAX模型得到2023—2025年税收收入的预测值.

我国地区税收收入与税源背离问题研究

税收收入与税源背离现象的存在,影响了我国地区间的协调发展,解决税收收入与税源背离问题也是我国“十四五”时期财税改革的重要任务。我国地区间税收收入与税源背离分为两次,在“第一次背离”的基础之上,从绝对背离和相对背离两个角度分析了各地区税收的“第二次背离”现状,研究发现2010-2020年我国各地区的税收背离度虽有缩小趋势,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需要恰当处理好央地政府财政关系,适度调整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共享比例,以更好地解决我国各地区税收收入与税源的背离问题。

财会信息透明度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本文分析了财会信息透明度对税收收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提高透明度可能导致企业成本增加、暴露商业机密以及引发股价波动,进而对税收收入产生影响。为应对这些负面影响,本文提出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投资者素质、建立公信力强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和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等策略。这些策略旨在提高财务报表的可信度和透明度,降低企业成本,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税收收入发展态势评估的指标体系

本文以中国东部某沿海YTQ市为例,深入研究如何建立税收收入发展态势评估的指标体系。首先,对税收收入的发展态势进行预测与评估时,指标的选择及其体系的构建是科学、合理、公正地测度税收收入未来走势和变化的关键和基础。其次,通过具体指标及其体系对税收收入的发展态势及其变化特征进行全方位、层次化和立体式的阐释。

提升常德税收收入质量的策略

提升税收质量,需要促进经济稳增长,政府与社会各界应协同发力,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与优化营商环境等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研究税收收入质量,全面洞悉税收内在规律,有助于保障地级市财政可持续性、促进社会公平、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税法遵从度以及增强税务机关税收征管能力,对我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新时期税收征管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的深入应用和不断发展,能够促进经济总量增加,进而为税收收入增长带来较大的空间。为此,在阐释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税收收入增长,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产业税收收入、不同税种和不同分位点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省份内部税收收入增长,还对其他省份税收收入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应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同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协作机制,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

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经济和税收收入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省经济及税收收入的影响,探究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实施的空间,选取广东省GDP、进出口与税收数据,结合描述性统计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省的GDP与税收收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广东省的整体经济与税收收入依然保持着增长趋势;广东省的出口经济整体向好,对美出口企业和第二产业中的部分制造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广东省地方政府要进行合理的税收减免,降低消费税及其他小额税种的税率,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负促进GDP增长;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扶持出口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加大广东自贸区招商引资力度;打造科技创新平台,鼓励企业加强核心技术研发。

小波变换-指数平滑法预测上海市税收收入

0导言。国家或地方财政收入由税收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两部分构成。其中,税收是财政的主要来源,是保证各级政府机构正常运转,保证社会基础公共服务开展,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我国税制体制的改革,目前,地方税收主要来源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其中,增值税所占的比重较大。

数字财政背景下高职院校非税收收入管理探析

围绕数字财政对于高校非税收入管理的重要意义、数字财政背景下高职院校非税收收入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以及如何在数字财政背景下,强化高职院校非税收入管理对策进行了深入的探析,提出了以数字财经为参照,推进高职院校非税收收入管理改革;以数字财政为手段,推动高职院校非税收收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以数字财政为抓手,提高高职院校非税收入计划的科学性;以数字财政为契机,积极推进高职院校非税收入管理的电子化;以数字财政为终极目标,夯实高职院校非税收收入管理基础;以数字财政为动力,切实提高高职院校非税收收入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等具体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基于2014-2019年的地级市(区)层面的年度数据,考察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对京津冀区域内税收差距和区域整体税收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分地区来看,协同发展规划提高了河北省的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率,保持了京津地区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率的稳定;降低了京津地区的增值税宏观税负率,使河北省的增值税宏观税负率保持稳定,与此同时,河北省城市维护建设税宏观税负率显著增高。从整体上看,协同发展规划缩小了河北省与京津两市在税收方面的差距,降低了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宏观税负率。实证结果表明,协同发展规划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是京津冀区域内产业转移和升级的重要体现,还预示着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发展质量均得以提升。

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及其相关指标的具体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区域税收差异及溢出性问题。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扩大了税收收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的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均具有正向效应;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我国东部、西部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的促进效果具有正向递增效应;空间计量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

供给冲击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广东省的DCGE模型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其中,供给冲击既有全球通胀带来的价格成本上涨和劳动力生产要素短缺,也有逆全球化导致的供应链断裂风险。这些冲击极大地限制企业生产能力,进而降低整体产出和消费,最终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基于此,文章构造包含农业部门、能源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四部门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CGE),以2022年广东省经济状况为基础模拟分析供给冲击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模型测算表明,广东省税收收入在供给冲击下将减少3.447%。如果供给冲击持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27年税收收入降幅将达到15.548%。最后,从能源结构、产业链安全和制造业智能化改造等方面提出应对供给冲击的政策建议。

我国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研究

本文通过对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提出实现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关键在于提高税负水平 ,增强税收弹性。进而分析了我国目前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深层原因 。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税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税收是国家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国家只有通过足够的税收才能让社会更好地运转,调节经济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文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以期推动我国税收收入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在税收收入不同分位点处,地区生产总值、货物进出口总额、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最后就不同水平的税收收入地区如何提高税收收入提出建议。

基于主成分视角对我国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基于2000-2020年我国宏观经济相关数据,研究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货币供应量、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对我国税收收入的影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成分,然后建立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对原有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得到最后的优化模型,根据研究结果,得出经济因子对税收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并对我国税收政策提出具体的建议。

影响税收收入因素的实证分析

“国之税收,民惟邦本”,税收是公共财政最主要的形式和收入来源,它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税收不仅可以为国家的发展提供财政资金,也能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还可以调节分配关系。在本文中,笔者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并对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及零售物价指数等对税收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根据得出的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

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结构影响研究:来自地级市的证据

近年来,中央政府大力开展国家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逐步推进“互联网+”工作部署与政策实施以期推动全国经济实现从高速发展至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同时,共同富裕的推进也对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结构提出了新要求。本文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的“互联网+”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同时依托于地级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这有助于赋能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大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均具显著提升作用,并在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作用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地方税收结构领域的文献,同时为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优化税收收入结构、提高直接税收入比重以实现共同富裕两大战略目标间的政策协同提供了实证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税收收入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金融服务便捷度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发展进一步深化。因此,本文利用2011年至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税收收入有显著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税收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均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税收收入关系之间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