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基金持有人申购赎回行为“收益敏感性指标”的分析

本文首先设计了包含基金拆分和分红因素的净赎回率指标,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确定了年化收益率作为基金业绩的评价指标。以上述指标为基础,论文构建了我国开放式基金持有人申购赎回行为"收益敏感性指标",进而考察了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赎回异象"是否长期存在,分析了基金持有人的行为方式。研究发现,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赎回异象有减弱的趋势,基金持有人行为对基金管理人的正向激励作用在逐步显现。

产业政策、创新与股票收益敏感性——基于信号理论视角的考察

该文以"十二五"期间(2011-2015)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考察对象,基于信号理论视角,研究了产业政策、专利分别作为一种外部信号和内部竞争潜力信号对股票收益变动的影响,以检验政府政策、创新产出、每股收益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联性。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借助于财政手段激励信号,刺激了受产业政策支持企业每股收益的增加;不过,产业政策支持对每股收益的刺激作用,在加入专利因素后,适当的政策强度对每股收益的增加有促进作用;过高的政策强度反而削弱了这一作用,即呈现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倒U形关系的作用机制为:财政利益刺激有助于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然而,适当的政策强度引导研发投资起着促进专利产出增加的作用,过高的政策强度会削弱上述效果,进而使专利在影响产业政策与每股收益的作用上,表现为先升后降的调节效应。

管理层过度自信影响了自愿性业绩预告行为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探讨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负相关,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更倾向于发布乐观但精确性低的业绩预告。鉴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业绩预告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分析师跟踪数量作为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发布自愿性业绩预告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收益敏感性。结论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影响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且这种过度自信也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

金融中介体利率风险暴露理论研究综述

一方面,由于金融中介体具有规制约束的特点使其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另一方面,其长期中介的功能也使其更易出现利率风险暴露。金融中介体利率理论的早期研究表明,只要杠杆调整的久期缺口为负(或为正)且预期能够实现,金融中介体就能够通过对利率变化的估测进行投机。近年来,关于金融中介体利率风险理论研究主要围绕金融中介体的利率风险、事件研究与利率波动性、利率风险的定价等问题展开。目前,收益—权益之谜的定价含义、金融中介体规模和其收益敏感性之间的相关性和基础性的经验研究理论仍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中国的股权激励正式实施已逾十年,相当数量的股权激励方案进入行权期,但是,已有研究大都关注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公告和授予阶段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对股权激励正向效应的分析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股权激励带来的利益协同效应上,忽视了风险承担激励。本文分别用高管财富—股票价格敏感性(Delt a)和高管财富-股票收益波动率敏感性(Vega)来度量利益协同效应和风险承担效应,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Vega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国有企业的这种风险承担效应没有民营企业表现得明显。在企业的政策选择方面,Vega提高了企业的经营集中度和资产负债率,但是并没有促进R&D投资。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中国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丰富和拓展了国内股权激励研究,对下一阶段的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经济增加值(EVA)考核与提升公司价值的关系及影响因素

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引入的经济增加值(EVA)考核指标,强调所有资本都是有成本的,只有在投资资本回报率(ROIC)高于资本成本时,企业才能创造价值。在使用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时,ROIC是驱动企业价值的核心,而EVA的计算与ROIC的计算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追求EVA最大化就是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投资回报率对成本的敏感性最大,对价格次之,对投资第三,相应地直接影响企业EVA业绩。资源税政策的变化对企业EVA的影响巨大。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从不同的时期来看,对于上下游企业的EVA有着不同的影响。为此,建议石油石化企业加强成本控制,实行精细化管理,转变发展方式;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具体影响和应对措施;研究会计计算科目调整和重大事项调整的具体内容,最大限度地争取有利于企业EVA业绩考核的剔除政策。同时,建议国家统筹考虑资源税和特别收益金的征收办法,逐步理顺天然气价格,对引进天然气实行增值税减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