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资产收益权信托纠纷的司法认定——安信信托与昆山纯高案评析

资产收益权信托类纠纷的司法认定,应考虑收益权信托产生的背景,明确其本质为避法行为,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区别对待违反监管规则的责任与融资合同的效力。安信信托与昆山纯高案应依据信托法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收益权是否属于适格的信托财产,信托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等问题。从公众投资者利益保护出发,应肯定其信托贷款之实,并据此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股权收益权信托制度研究

股权收益权信托作为一种信托类型具备了信托基本要素:信托当事人、信托财产、信托目的。股权收益权信托主要涉及信托法律关系、股权法律关系,质押担保等物权法律关系,还涉及当事人各方与相关金融监管部门、股权登记部门、物权担保登记等行政法律关系。股权收益权作为一种信托财产类型只有在登记后才能达到公示效果,并获得信托财产的独立属性,但在实践中由于我国登记制度不健全,股权收益权信托登记像其他信托登记一样困难重重。由于无法律明确规定,股权收益权信托各方当事人可自由协商收益途径及退出途径,这可能存在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收益权信托中信托财产的特殊性及其解决思路研究

随着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急剧扩张,信托业务中越来越多的商业创新破坏着民商事审判的稳定预期。收益权信托作为常见的信托业务,其引起的裁判争议具有典型的分析价值。收益权信托的特殊性核心在于信托财产相关规则不同于传统财产规则,本文回归信托法的基本法理,在双重所有权、信托财产确定性和信托成立要件等三方面分析信托财产的特殊性,在实践应对方面着重探讨以商事审判改革为中心的解决方案。

反思与完善:资产收益权信托之检视——兼析安信信托“昆山纯高”案

资产收益权信托模式下,资产收益权本质上属于"将来债权",符合信托财产的构成要件,能够融入传统民事权利范畴。作为我国首个资产收益信托纠纷判例,安信信托"昆山纯高"案对信托业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该案,司法实践为资产收益权信托提出了更高的创新要求。信托业需要的并非新旧模式无序的量化增长模式,而是需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真正的业务创新,并避免与司法实践相脱节。

股权收益权信托面临的困境研究

股权收益权信托受到委托人、融资方和信托公司三方追捧,但也面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困境,存在各种风险,本文揭示的困境和风险,为我国股权收益权信托的法律框架重构作出理论准备。

论收益权信托中的信托财产——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

收益权信托为一种特殊的信托交易模式,存在复杂的财产权结构。＂世欣荣和案＂、＂上海森泽案＂与＂安信信托案＂等为涉及收益权信托纠纷的典型案例,裁判说理多围绕信托财产展开,但均无定论。信托财产作为信托的核心,在收益权信托中,信托财产应包含原始信托资金、资金收益与财产收益权。信托财产具有确定性,要求收益权具备独立性和特定性;所依附之协议与收益权内容合法、有效且确定;其价值可用金钱衡量。信托期间信托财产应真实转移至受托人,当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损时,受托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受托人的赔偿对象为信托财产,赔偿金额归入信托财产,赔偿数额需考虑受益人预期收益与实际获得收益之间的差额、信托财产价值变动、受托人行为与财产损失的因果关系。为进一步进行定分止争与利益衡平,我国需设立统一信托登记机构,完善信托登记制度。

资产收益权信托法理结构解析

"资产收益权"信托是较为常见的业务类型,该种信托在委托人与信托公司之间涉及多重法律关系,结构较为复杂。本文结合信托业实践案例,剖析"资产收益权"的法理结构。分析认为,资产收益权既涉及物权关系的内容,又具有债权关系的内容,还具有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所不能涵盖的内容,实现对既有法律制度的整合与超越,能够根据信托目的对既有权利形态进行聚合和重新划分,充分挖掘和发挥财产权利的效用。

资产收益权信托财产确定性规则综述

近年来,资产收益权信托逐渐成为常见的信托业务种类,但现有规定中对资产收益权信托是否满足信托财产确定性要求难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发布的一则公报案例是我国司法裁判对这一问题的较为重要的审视。本文立足于该案,针对资产收益权能否满足信托财产确定性的问题进行评述和分析。

迷思与破解:信托中收益权之确定性——兼析“安信信托诉昆山纯高”案

收益权信托在实践中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凸显出诸多适法性争议。以安信信托案为视角,分析收益权信托的运行模式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信托收益权的法律性质,学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看法,将其视作将来债权更符合现实需求。作为将来债权的信托收益权,在转让时不仅要满足将来债权的转让条件,还应当满足信托财产确定性的要求。可以通过专项立法,提高现行规范层级,细化管控规则,完善转让条件,明确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投资者管理,完善让与登记制度,破解信托收益权确定性之难题。

收益权信托之合法性分析——兼析我国首例信托诉讼判决之得失

收益权信托之合法性取决于作为信托财产的收益权是否确定。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上出现的诸多以"收益权信托"命名的信托,其涉及的信托财产若被界定为收益权,则多因不确定而无效。然而,在以"安信信托诉昆山纯高案"中所涉收益权信托为代表的信托中,信托财产不仅包括基础资产的收益权,还包括基础资产本身,因此,信托财产具备确定性。这类收益权信托的合法性取决于信托财产所有权之归属。虽然我国信托法并不要求信托财产转移,但是在结构性融资交易中,不转移财产所有权的交易实质上为担保贷款,交易可能因违反我国法律法规而无效。只有转移财产所有权的交易才是商事信托。通过信托财产的转移使信托公司取得权利,然后通过超额担保的增信,使投资人得到保护,因而交易本身不需要抵押担保,只要有基本的信托登记即可保障投资人的利益。

论信托收益权的法律性质

在双重所有权的法律体系下,英美法系国家将信托收益权定性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信托制度与绝对所有权制度相冲突,导致了收益权定性混乱的现象。当前,我国的信托制度发展缓慢,理论体系构建不完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信托法》未对受益人相关权利的性质进行界定。将受益权及相关权利定性为收益权,并将收益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新型民事权利,有利于在一物一权的法律体系下完善信托财产权的结构体系,化解相关制度的冲突,避免信托制度在我国"水土不服",规范信托财产权利义务关系。

资产收益权转让信托业务会计核算方法探讨

资产收益权转让信托是一种重要的信托产品类型,目前在实务中各信托公司广泛开展此类业务。而信托业界并没有对此类业务形成统一的会计核算处理方法。文章就目前该类业务在信托业内存在的几种会计核算方法进行了比较,并将各种核算方法之间的差异及适用的条件进行了分析。

科技赋能金融创新中的信托受益权流转问题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经济体系已经逐步发生转变,金融的设计和功能也在不断向现代化靠近。在这个大背景下,金融理论作为基础支撑着资源配置以及社会化大生产,而金融工程也不再如过去般传统单一,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面向市场。现如今,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对于金融业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主要针对科技赋能金融创新中的信托收益权流转问题做相应的讲解。

信托财产确定性和信托的效力--简评世欣荣和诉长安信托案

"世欣荣和诉长安信托"一案是判决结果正确但没有运用正确逻辑的典型例证。"信托财产确定性"特指信托设立之时的确定性。信托有效成立之后,受托人运用信托财产和第三人进行交易所取得的财产根据信托财产物上代位性成为信托财产,不在"信托财产确定性"要求的射程之内。运用民法常识进行解释即一目了然:根据法律行为的基本原理,一个已经生效的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对第三人所从事的哪怕是无效行为,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已生效行为的效力。

论信托法的创新功能及其司法裁判尺度之统一

《信托法》在我国已实施十三年,但是信托制度应有的创新功能及其对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尚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其中司法裁判对信托创新交易行为的立场混乱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我国《信托法》实施以来得与失的理论评价、对实践中常见的信托创新活动类型的考察、对世界范围内信托创新发展及司法裁判逐步宽容的历史回顾,多角度地论证了信托法的创新功能;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近期我国有关信托纠纷的典型案例,指出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对信托创新交易的裁判尺度极其混乱的现实问题,并结合实践中常见的信托创新交易类型及近期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司法裁判的具体评价方法,以期为司法机关统一信托创新交易的法律适用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思路。

信托财产确定性松绑——以“世欣荣和诉长安信托案”为分析视角

“世欣荣和诉长安信托一案”一、二审法院对“判断信托财产确定时”的信托财产认定不一致,信托财产确定性也各有认知。应当先界定信托财产,再以独立性为核心,判定是否具备确定性。同时,判断时不应拘泥于“信托行为设立时”这一时间标准,而应采取“实质重于形式”标准,结合信托制度信任与委托的双重特性,将后续关联密切的“变形”信托财产也纳入判断范围。另外,对于收益权信托仍应把握这一标准,结合多重因素进行判断。

论信托的资产融资功能

资产融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其关键的问题是解决资产的信用提升问题,这一问题在信托设计下,可由信托财产具有的闭锁效应、信托合同对信托受益权位次的合理安排来实现。精图大厦资产融资项目中的信托法律构造充分体现了信托的资产融资功能。

交叉金融产品投资风险特征与防控策略

交叉金融产品运作的基本逻辑在于跨行业、跨市场的业务合作及投资运作,其产品运作过程中形成的通道叠加、投向复杂、刚性兑付、管理乏力等问题,构成了风险的重要来源,形成"三高一低"的风险特征。为此,本文结合丹东辖区实际,深入分析当前交叉金融产品投资中的种种风险隐患与管理漏洞,并提出了推动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健全业务监测与评估机制、完善资金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强化隔离风险传染的"防火墙"等系列政策措施。

简评特定资产收益权的性质及其质权实现——第53号指导性案例评析

2015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11批指导性案例,[1]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指导性案例首次涉及金融借款纠纷,特别是对收益权质押明确表明了司法态度。由于传统观念认为'判例制度内生于英美法系'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无法应对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指导性案例在我国语境下当属判例的一种,因为大陆法系也并不排斥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性意义。判例对于统一裁判尺度和促进同案同判起着很大的作用,其地位也毋庸置疑。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资产证券化之解构

资产证券化是企业等主体进行结构性融资[1]的主要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研究和实践都已经比较成熟,然而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则是一个较为新生的话题。虽然已经有不少文章介绍过这种融资模式,但这些作品大都文字艰深,而且基本都是站在信托公司的角度进行研究,给人的印象是证券化就是一种由信托公司设计的金融产品。从资产证券化自身的角度看,人们对它的载体——信托——的理解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