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品种权能合理地扩大到收获材料——从龙脑樟新品种价值看品种权能的合理扩大

作者在现实的品种权及其案例中发现,特定的品种权客体有着多方面和多环节的价值。我国现行的品种权制度和有保留加入的UPOV公约78文本,根本不涉及植物新品种的收获材料,没有赋予品种权人在收获材料所创造价值方面的权利。我国尚未加入的UPOV公约91文本,尽管将植物新品种权的权能扩大到了植物新品种的收获材料,但是,在其上设置权利的使用行为和物质只涉及观赏和用收获材料制造的产品,不涉及其气味和所含物质的提炼。而本文所论及植物新品种的价值,主要的恰恰就是其特殊气味功能的利用和对其作为原料的收获材料所含特定物质的提炼。因此,笔者建议立法应该将植物新品种权能扩大到特定植物的特定气味功能和作为原料的收获材料所含物质的提炼行为。

新《种子法》植物新品种权利保护的实施难点及应对

2021年新修订的《种子法》扩大了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和环节并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对于激励和推动育种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但该制度的落地实施还存在一些难点,有待于相关制度措施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在品种权人对收获材料行使权利的问题上,应建立权利人“没有合理机会对繁殖材料行使权利”的举证责任倒置机制,并对收获材料供应链上的经营者明确审查义务。在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实施上,应制定具体的判断标准及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并为派生品种的商业化利用引入有条件的强制许可制度。

F1代杂交种销售对其亲本品种新颖性之影响问题探析——兼评“天隆公司与徐农公司纠纷案”

F1代杂交种销售是否导致F1亲本品种丧失新颖性这个问题,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领域存在巨大分歧,有支持、反对和折中三种立场,争论的焦点在于F1代杂交种是否是其亲本品种的收获材料上,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对于收获材料的不同理解。但无论是出于公平的考虑还是解决司法实践难题的需要,未来我国修法时增加"F1代杂交种销售导致其亲本丧失新颖性"这一规定都很有必要。

植物新品种保护专门立法模式下的育种者权利保护

对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是采用专门立法模式还是通过专利权进行保护,争议由来已久。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法律制度等因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保护模式。本文在植物新品种专门立法模式下,介绍UPOV公约"级联保护原则",结合各国在"繁殖材料""收获材料"存在的分歧、国际组织的解决方式以及尚存的质疑,强调专门立法模式下的品种权保护制度是通过繁殖材料保护育种者权利,而准确界定繁殖材料是执法关键。联系国外最新执法进展,提出加大育种者权利保护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