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裔德语女作家克拉拉·布鲁姆对中国故事的翻译与文学改写

新中国成立后,犹太裔德语作家克拉拉·布鲁姆曾受北京外文出版社委托翻译出版《龙王女儿——唐代传奇十则》,助力新中国的对外出版事业。此外,布鲁姆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视角对中国民间传说“牛郎织女”与真实革命故事“1921香港海员大罢工”进行文学改写,向相同意识形态下的前民主德国展现新中国的社会新貌,表达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同情。

太宰治文学改写论

改写是大文豪太宰治文学创作的重要方法。太宰治从中国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日本传统文学中汲取素材,以改编、改创等方式,在再现原典故事内容的同时,从情节、主题乃至思想内涵层面进行凝练与升华,从而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新文本。文学改写亦展现出太宰治迥异于已有文学创作模式的全新尝试与探索。

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Andre Lefevere翻译思想研究

Andre Lefevere的翻译研究范畴“赞助人”“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已广为人知,但其立论的前提,即翻译作为文学改写形式之一和文学系统理论常常为人们所忽略,而这些恰好是他的文学及翻译理论的精要所在。从纵向上看,Lefevere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传统译论期、思想转折期和发展成熟期;从横向上看,Lefevere的核心概念与其他翻译观的最明显的区别是他对翻译本质的界定,即翻译是对文学最重要的改写形式。Lefevere理论为我国翻译研究提供了便利有效的分析框架,同时对文学史研究也有启迪。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述评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以多国历代文学名著的翻译为实例,从翻译、撰史、编选专集、批评、编辑等几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制约翻译选择的改写理论,研究视野开阔,论证有力,对翻译研究综合性理论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但这一理论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夸大了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文章认为,翻译研究应该融合各种范式的合理成分,促进学科获得良性的发展。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评介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认为翻译是改写,指明了“改写”的作用及为什么要研究“改写”的原因,并从文学系统角度出发,指出文化是复杂的系统,是文学系统存在的环境,对影响翻译的四个层次和四种改写形式进行了阐述。

尾崎红叶文学研究在日本

尾崎红叶是日本明治文学起步阶段的大文豪。本文以时间为纵轴,分别以1960年代以前、1960至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至今三个大的阶段对日本的红叶先行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与辨析,全面呈现日本学界140年中的尾崎红叶文学研究的变迁貌态,这对于当下更为准确地阐释和研讨尾崎红叶文学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论改写的“二要素”:意识形态与译者的差异性、主观能动性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代表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翻译是改写,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并列为影响改写的三大因素。该书对关键术语——意识形态界定不明,使其内涵扩大至包含诗学和赞助人因素,诗学和赞助人因素实质上成为意识形态在不同领域作用于改写的方式之一。译者差异和主观能动性是改写的另一重要因素。

英译选集《活的中国》的“中国现代小说”文学改写

翻译选集是源语文学在异域传播的重要载体,亦是源语文学和国家形象改写的重要手段。《活的中国》由埃德加·斯诺编译,于1936年出版,是英语世界第一部较全面展现中国现代小说的翻译选集。该选集是典型的“在地编译”成果,不仅呼应了当时英语世界的社会语境,还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改写的诉求。本研究基于选集和译文分析,梳理了该选集具有代表性的编译策略及改写行为,涉及小说诗学、文学语言、人物形象及潜在编译立场等方面的影响,描述了该选集所建构的有别于中国传统小说形象的现代中国小说形象,以此强调了该翻译选集的特殊性及译介史意义。

温和的意识形态操纵——从伊斯兰颂诗到《利西翠旦》的改写

作为操纵文学作品改写的主要因素,意识形态并非是以暴力的方式控制改写人的行为,而是以温和的面孔活跃于改写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而改写、颠覆或重塑某种价值观、文化观和诗学观,达到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目的。本文以意识形态理论为依据,以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经典颂诗、史诗和剧作诗的改写现象为切入点,从文化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和媒介意识形态等三个层面来探讨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对文学改写的制控作用、方式和意义,阐述文学改写的实质以及文学改写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论张爱玲后期创作的“改写”现象——以“惘然小说”为中心

张爱玲离港赴美后仍然笔耕不辍,但大量精力都用在"改写",包括改编、改译方面。有对一些古今名作的"改写",更有对自己作品不厌其烦的"改写"。她大约有三十年的文学生活主要处于"改写"状态。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可能有助于加深对张爱玲后期创作及文学观念的了解。张爱玲对"改写"的偏好,可以视作她的某种文学认知"装置"。本文以《浮花浪蕊》《相见欢》《色,戒》等屡经改写的"惘然小说"为对象,梳理张爱玲自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近三十年的小说"改写"轨迹,将其与彼时张爱玲的文学观念如"社会小说"论、"平淡而近自然"、对所谓"夹缝文章"的讲求等相互比照印证,力图把握张爱玲后期文学的内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