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地区文化认同变迁谫论

改土归流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对于推动国家统一、和平、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化认同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始于清代,西南地区是重要地区。通过对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前后文化认同状况进行历史比较,可以归纳出文化认同变迁具有如下三种特征:政治文化认同的“一体化”变迁从“间接”转变为“直接”;思想文化认同的“儒家化”变迁从“特权”走向了“普遍”;民族文化认同的“交融化”变迁从“有限”趋近了“全面”。深入总结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中文化认同的变迁历史经验与规律,能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中华文化认同等工作的开展提供智慧与启迪。

湖南慈利改土归流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湖南省西部山同脉,水同源,民俗民风也大致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在有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湖南省西部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慈利县地处武陵山脉东部边缘,澧水中游,东北与石门县相连,东南与桃源县连接,西北与桑植县相邻,西南与永定区接壤,可以被看作是“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山区县。但就是在这个小县城,历史上也产生了很多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事例,对后世影响深远。

改土归流后生计方式的变化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湘西土家族地区为例

改土归流之后,清政府实施的鼓励农耕、移民等政策,引发了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生计方式转变,即由传统的农林渔采等并行方式向以农耕为主的方式转变。这导致了资源利用方式与所处生态环境的背离,诱发了森林资源遭破坏、生物品种减少、水旱灾害频发等生态后果。这一历史过程表明,生态环境蜕变的原因并不单是利用过度的问题,也与资源利用方式上的失误紧密相关联。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文章认为,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作用下发生变迁。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观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文化得到发展,土家族地区开发进程加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汉文化传播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土家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因为统治者的破坏而丢失,汉族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进入了土家族地区。

试论改土归流后流官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治理——以永顺第一任知府袁承宠为例

清雍正时期,对西南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之后,作为永顺府首位知府的流官袁承宠强化对永顺府原土司地区的地方治理,实施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措施,如“服饰应分男女”化导土民“分别服制”,首建永顺学官、推行儒学教育,“题定府县学名额”等等。这种文化治理的成效十分显著,促进了原土司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加深了原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文化认同,实现了原土司地区真正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改土归流后武陵地区农民的生产安排

武陵地区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民的迁入改变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也改变了社会结构。这时的农民对于生产的安排与土司时期是不一样的,土司时期是封建领主经济时期,农事安排的主动权在土司阶层;与清末(1840年后)时期也是不一样的,清末因整个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境地,国内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为国内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淹没;这一时期,农民的农业生产安排主要体现在农田、种植品种、农事活动中巫术等的安排和宗族组织在农事活动中的渗透上。本文利用经济人类学理论,解释了农民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安排的特殊性。

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

改土归流以后，由于土家族地区劳动力大量增加、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以及清政府推行一系列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土家族地区的农业得以全面开发。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土家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汉族与土家族的文化交流，推动了土家族社会的全面进步。由于农业开发的盲目性，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动植物资源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地力下降，给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带来了不利影响。

多元混溶: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民间信仰的融合——以《控送诸神本章》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结合方志等文献分析新发现的《控送诸神本章》中各类神祇和祭祀仪式,从中可见,改土归流后多种形态的民间信仰进入土家族聚居区与当地原有的信仰整合,在唯灵是信的原则下被融合到以百姓为中心的生活圈、生产圈、想象空间等三个不同层次的祭祀圈中。它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包容性,本地区改土归流后的文化变迁,土家族聚居区民族走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控送诸神本章》为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和角度。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兴学的表现、原因及影响

改土归流解除了套在土民身上的制度枷锁。由于中央王朝的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汉民的大量迁入,土家族地区出现了兴学之风。兴学对土家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的土地争讼及其治理

由于人口大规模流入,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人地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导致土地争讼日益增多且复杂化,这是资源竞争的集中体现,主要由土司时期遗留争端、地方豪族欺压移民、契约意识不强、唆讼等四种方式引发。土地争讼加剧了民众的行为失范,加重了民众负担,给吏役剥削压榨民众提供了契机。官方通过止讼、治吏、发挥民间精英和乡规民约作用、宣传“息讼”思想等措施治理土地争讼,取得了积极效果。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土司权威的遗存与调控

改土归流并不意味着土司权威的终结。在土家族地区,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权威在社会管理、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土司权威遗存有历史积淀、现实社会需求和改流中制度设计三方面的原因。流官政府通过打击破坏社会稳定行为、稀释土司家族优势地位、淡化土司权威文化基础对其进行调控。

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移民的文化冲突与调控

改土归流后,随着移民大规模进入,武陵民族地区人地关系、生计方式和文化样貌发生重大变化。大规模人口流入后地区文化冲突表现在文化认同、社会竞争和日常行为规范等方面。通过以儒家文化精神为内核、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体多元”文化模式建构,地区文化冲突得到了较好地解决。

清代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的玉米种植及其社会影响

玉米于改土归流后传入武陵民族地区,在嘉庆、道光年间得到推广,到同治时期已经成为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玉米推广种植对地区群众的饮食结构、人口结构、文化发展、商业贸易和生态环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社会治理研究

清初,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改土归流,进入到土家族地区的流官群体取代了土司贵族的统治。上任之初,他们即到民间开展调研,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以维护社会稳定、整顿吏役以提升管理效能、发展公益事业以促进社会和谐等,这些措施对维护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对当前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仍有借鉴价值。

土司的消亡之路:清代赤溪湳洞司改土归流后存废问题再辨

明清时期,贵州东南部的赤溪湳洞长官司,因逼近"生苗地界",所辖地域甚广,其设置、辖区、革废之记载,前后抵牾之处甚多,须要辨明。经考辨,赤溪湳洞司明初有一个"先朝"归附与从征有功合二为一的设置过程,而改土归流之记载,亦仅为康熙二十三年"停止承袭"之讹传。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行动中,其通过参与"新辟苗疆"立功而再次获得世袭的权力,身份亦由长官司一分为二变为两个土千总。但是,在地方社会实际运行中,仍以"长官司"的名义而非"土千总"的名头行事,土千总只是在官方职官与世袭系统中的表达,赤溪湳洞司则存于地方社会,体现了地方官府基于苗疆治理实际而作出的灵活性制度创造。

清代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农业结构的演变

本文主要通过清代湘西地方志来探讨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等农业内部不同部门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农业结构出现了新的格局,人口增长是农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摆手舞的嬗变与传承研究

摆手舞是土家族的民族舞。土司统治时期,土民通过跳摆手舞祭祀已故的土司王。摆手舞还有拔除不祥、鼓舞土兵士气等功能。改土归流后,为了肃清土司的影响,流官禁止土民跳摆手舞。当土民在跳摆手舞前不再祭祀已故土司王,流官对土民跳摆手舞也就听之任之了。摆手舞的功能发生了变迁,成为土家村寨间的竞赛舞,土家族的摆手舞得以传承。摆手舞的传承是国权与民俗双向互动、制约的结果。

从《家谱》看改土归流后土司时期的土著居民家族建构

清朝雍正五年对湘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和平"改土归流"后,不管是土司时的家族,还是移民家族,都为了与原来的土司家族划清界限,证明本家族身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在家谱中对本家族的历史进行建构。以向氏家族为例,以民间文献家谱为资料,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可归纳出改土归流后家族历史在民间文献中的基本表述形式,再现土司制度废除后的湘西各家族的历史。

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社会变迁

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土府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被打破,内地流官统治体系进入丽江,农业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汉文化教育兴起,各民族间交流进一步深入,有力地推动了纳西社会的转型,为纳西族成为多元文化综合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

"改土归流"以后,播州地方政权完全归入中央集权体系之中,实现了播州政治的转型;封建领主制经济迅速向封建地主制发展,完成了播州经济的转型;文化教育事业也踏上了向中原地区学习的道路,促进了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转型。本文试从"改土归流"后播州地区的社会变化,以播州地区的社会重构为视角,深入探讨播州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进步性及其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