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的改译——论中国现代改译剧的改译策略

中国近现代,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些话剧译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改译策略,即"革命化"的改译方法:人名、地名、时间、风俗习惯和故事情节基本上保持洋化的原貌,但部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根据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下特殊的国情和时局有相应改动。这类改译剧主要集中在文明戏时期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戏剧时期。总结现代改译剧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如何更好地译介外国戏剧,促进中国话剧的发展,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论顾仲彝的改译剧

顾仲彝是现代话剧史上最多产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位改译剧作家。他的改译剧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基本忠实于原著"和"中西合璧"。顾仲彝的改译思想反映了现代话剧的建设者在其新兴之初建立剧本创作规范和演出规范的努力。他在上海的孤岛和沦陷时期的改译,对于支撑和繁荣上海的话剧运动、促进东西方戏剧的融合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改译剧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追求——以尤金·奥尼尔戏剧的改译为例

改译剧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一种特殊种类,反映着不同文化、不同戏剧传统之间的交织与碰撞,显而易见的＂杂糅＂性质使其民族性的问题颇受争议。戏剧民族性应具有包容性与发展性的特点,因此,通过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原剧主题进行重现与重释,改译剧充分实现了译语文化的民族性,自身的现代性也得以发展。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个改译本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改译剧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追求。

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影响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有两大交替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救亡图存、革命思潮和思想启蒙思潮。在救亡和革命思潮影响下,辛亥革命前后、左翼文学时期和抗战时期,抵抗外辱、彰显爱国主义和社会革命题材的外国戏剧被大量改译进来;五四至抗战爆发以前,思想启蒙占据了时代的主流,改译者选择的多是反映妇女解放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剧目。这些改译剧给当时封闭沉闷的社会带来新的气息,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话剧创作。

论曹禺的改译剧对其戏剧观念与话剧创作的影响

曹禺生前公开发表的第一部剧本和最后一部剧本均为改译剧,改译和创作共同构成了曹禺话剧生涯的两个重要面向。但长期以来,曹禺研究存在重创作、轻改译的现象,学界对于曹禺作为“翻译家”的这一面向缺乏足够的重视。曹禺的改译剧不是单纯的文学翻译,而是现代中国具有范式意义的“翻译文学”,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影响了他的戏剧观念与多部经典话剧的生成。本文通过对曹禺改译活动的历史爬梳与现存译本详析,重点探究曹禺翻译行为背后的诗学思想与文化品格,及其如何在他的话剧创作中转化为具有先锋性的文艺资源和精神资源,以此呈现曹禺作为“戏剧人”的丰富性,并透视“改译”之于中国话剧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效用。

被遮蔽的“启蒙”话语:论赵清阁的战时改译剧

1941—1943年间,赵清阁集中发表了《生死恋》《活》和《此恨绵绵》三部改译剧,改编力度之大,几乎可视为独创性作品。因三部剧本均为爱情主题,且显示出鲜明的“为抗战服务”倾向,研究界惯用“抗战+恋爱”的公式来概括其写作模式,却忽略了其中关于启蒙问题的复杂书写。在这三部改译剧中,赵清阁集中关注了新女性的精神困境,并提出“自救”和“互助”两条解决路径。同时,她还敏锐地书写了战争语境下启蒙主体的转换与知识分子的尴尬退场,呈现出抗战文学的复杂面目。

政治意蕴与世俗立场的合流与悖反——论孤岛翻(改)译剧的文化品格

翻(改)译剧在孤岛话剧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政治意蕴与世俗立场是形塑孤岛翻(改)译剧文化品格的重要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其艺术品相、市场效益及社会声誉。当二者和谐交融时,往往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剧场的情感认同与审美共鸣,从而获得口碑与市场的双赢;当二者此消彼长或单维突进,甚至互相割裂与掣肘时,则往往在艺术呈现、舆论评价、市场回馈诸方面左右失衡、顾此失彼,由此带来的艺术悖论引人深思。这一特征与孤岛的特殊语境密切相关,但它又不单单是孤岛翻(改)译剧的文化表征,而在现代话剧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李健吾对《托斯卡》的差别化改译——兼谈抗战文学的流动性问题

抗战时期,李健吾两度改译法国戏剧《托斯卡》,并分别以《金小玉》和《不夜天》为题在沦陷区和大后方上演、出版。本文以两部剧作的差别化改译为切入点,分析沦陷区改译剧《金小玉》中作为隐性因素处理的救亡话语,如何在大后方剧本《不夜天》中得到强化和彰显。并进一步指出,抗战时期不同文化区域在言说空间与言说方式上固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其背后对于"家国情怀"的呼唤、对于"民族化"的坚持却是一致的,抗战文学最终在"流动"中获得了开放性和统一性。

大众与小众:迈向趣味戏剧——抗战时期上海话剧的再探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职业话剧体制的形成,促使话剧在上海空前繁荣,话剧作为一种戏剧艺术形式,成为几百万上海市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话剧更多的是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存在的,它的消长虽然有社会形态变迁、行政管理的因素,但主要是市场之手在操控。凡是有出色票房表现的作品,无不是成功地传诉了市民的金钱观念、道德观念、爱情观念,表达了他们的情趣和韵味,满足了大众对话剧娱乐性的需求。本文分析了上海职业话剧在审美趣味上对市民心理的迎合,并客观指出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