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管窥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人奴性的批判,对“瞒和骗”的批判,对冷漠自私的看客心理的批判,对国民精神愚昧、麻木状态的批判等。穿越历史的时空,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应从四个方面来继承和弘扬鲁迅的这一思想: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创新精神,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鼓舞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实现新的目标。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

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少年时代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过早地承受着疾病、死亡的沉重压力 ,他对于人生的第一感觉就是人性的冷酷与残忍。在当铺与药铺之间 ,鲁迅成为“示众”的材料 ,并形成“示众 /吃人”情结。这一心理情结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 。

论辛亥革命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

论辛亥革命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周建超１９世纪上半期，西方现代文化伴随着炮火大规模涌入中华国门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逐步出现了裂痕，作为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国民性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研究反省的视野，至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终于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改造国...

“改造国民性”:梁启超美育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展

在中国近代新文化初创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1873—1929)传承古今、融通中西,基于"改造国民性"萌生美育教育思想,于辛亥革命这一时间节点,在观念上先后经历了从功利主义到超功利主义的转变,在实践中则历经"救国"向"救人"的转变,显示出梁启超在中国艺术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奠基与推进方面的重要地位,对今天而言还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论道咸经世派的整肃人心思想——兼论整肃人心思想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道咸经世派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提出了"整肃人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心力论"基础上,具有提倡"个性解放"的因素,同时具有鲜明的道德决定论色彩。这一思想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不能认为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导"或"萌芽"。

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新认识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思想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对民族性格的认识与解剖上，鲁迅的这一思想显示了惊人的准确性、深刻性。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中国国民性改造始终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陈独秀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 ,中国要成为现代民主国家 ,就必须首先进行思想文化革命 ,以唤醒国民。为此 ,他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出发 ,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生成原因 ,深刻阐述了重塑新国民的迫切性、目标模式以及具体途径 ,为推进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陈独秀的这一思想 ,集中反映了“五四”时期一代知识精英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和思维焦点 ,表达了整个中华民族渴望摆脱困境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 ,同时也奠定了陈氏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

孙中山力促实现人的现代化:改造国民性及提升国民之素质

孙中山在毕生为振兴中华与改变祖国命运的奋战中,逐步深刻认识到,国人素质的高低及国民人心之向背,直接关系和影响到民主革命之成败与国家建设事业的兴废。有鉴于此,他于辛亥革命之后尤其在晚年,十分关注人的现代化问题,强调要搞好我国的社会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从变革国民之政治心理——切实改造民心,促使其心理弃旧更新,及大力养成与提升国民的人文素质水平这项基础工程做起。为此,其针对并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民性,就如何致力于搞好这一国家基础更新的时代性课题,发表过不少真知灼见,并力图在施政过程中认真地将之付诸践行。

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声──论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

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声──论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崔志海一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早在２０年前的戊戌维新时期。１９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中...

“改造国民性”的继续——苏童《碧奴》新解

苏童的《碧奴》在"重述神话"的外衣下,潜藏着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改造国民性"的继续,是启蒙思想在新世纪的话语突围。《碧奴》中的启蒙思想,是通过对麻木庸众的批判和对执着精神的赞美两个方面得以表现的。

马君武改造国民性思想初探

改造国民性 ,重塑民族精神 ,是五四时期的热门话题。民主革命家马君武从 2 0世纪初就十分关注这一问题 ,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 ,提出应吸取世界现代文明成果以开启民智 ,破除旧道德、建设新道德 ,普及教育、提倡科学教育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时并举 ,造就文明国民等主张 ,并努力去实践。他的思想和实践 ,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具有先驱性意义 ,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述评

学界对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学术成果涉及的问题有:关于"国民性"定义的各种不同意见;发端时间有近代初期、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时期等不同说法;历史背景有内外交困的民族危机,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变法革命失败的反省,外来观念与话语的影响、移植,传统"心力"思想影响等因素;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及其病根的剖析,对理性人性与新国民性模式的探寻,成为思潮的重要内容;改造国民性有一个中西文化抉择的文化取向问题,方式途径则有以思想启蒙唤醒民众、以社会教育提升国民等;中外人士观察中国国民性有自省、比较与"他者"的审视等不同视角;少数学者将"国民性"话语称为"殖民话语"、"文化的谎言",但多数学者认为,国民性改造思潮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局限性,应对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再谈改造国民性与建设公民社会

一百年以前鲁迅先生提出改造国民性、进而达到由"立人"到"立国"的主张,至今依然还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对鲁迅毕其一生奋力去改造的"国民性",我们习惯于认为那是旧时代的问题,似乎新时代已然没有这个问题了。最近六十年,国人的精神面貌确已发生巨变,自然与鲁迅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毋庸讳言,价值观扭曲、道德水准下降、人性良知丧失、物欲私心膨胀等等,又已发展成为新的隐患,严重阻碍科学发展与国家现代化。故而,人性的改造与重塑,即"改造国民性",始终是事关国家民族兴亡的根本问题。"改造国民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众多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国民性话语的错位性

从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这三次启蒙高潮中抽取以“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经典文本进行切片分析,会发现该话语在奠基、展开和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错位性。《新中国未来记》的乐观启蒙想象与深重现实忧患、逐新艺术追求与滞后主体意识、明确启蒙导向与冷落接受反映之间的错位;《阿Q正传》的悲观启蒙反思与乐观文化思潮、超然叙述人的自我审视与启蒙权威话语缺乏自我质疑、透视人性主旨与唯一启蒙期待之间的错位;新时期愈有意识继承该话语却愈远离其精髓,愈要超越却反而在无意中继承了它,这些无不启发着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曲折性的新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潮述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精英对国民的启蒙较前进一步走向深入,进入到国民性改造的层面。他们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在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因而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方向——坚持个人主义,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但这种个人主义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当时中国急迫的救亡背景与中国儒家传统之烙印。

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严酷的国际竞争局势,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把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的“柔道的人格型”改造为具有柯伯尼宇宙观、战士式人生观、“忠为第一”、文武并重的“刚道的人格型”。战国策派还试图往文学艺术中灌注“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从“改造国民性”到“理解民族性”——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条思想史线索

本文在当代思想文化思潮演变的背景中描述了当代作家从呼唤“改造国民性”到多侧面理解民族传统、弘扬民族魂的思想发展历程,对当代文学中的阿Q形象、狂人形象、土匪形象中呈现出的复杂文化意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梳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改造国民性”──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断想之一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完成"改造国民性"这一无可轨避的历史任务,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从实践基础上构筑现代性价值的认同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的需要,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陶铸中国人的现代国民性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究其质底,因为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植根于物质生活实践以及人们据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演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工业文明成果和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疑结,在构筑最基本的现代经济基础的同时,也为社会文化的变迁确立了新的坐标。它一方面瓦解了传统价值认同体系支配中国人生活秩序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又以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现实力量,创发出中国人的现代文化意识,并以此扬弃旧文化价值体系。可以肯定,只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持续发展,最终必将建构起适合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新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