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内在逻辑及现实路径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实现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有机统一,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定分止争与案结人和的有机统一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保障公众参与司法,开展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实现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加强对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现实路径。

司法体制改革强化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吗?

司法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企业发展都至关重要。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地方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情景,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设立地方巡回法庭的司法体制改革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效应。研究发现,设立地方巡回法庭的司法体制改革强化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设立地方巡回法庭的司法体制改革是通过规制政府干预和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来强化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异质性分析表明,设立地方巡回法庭的司法体制改革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效应在法治环境差的地区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对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管和巡回法庭制度的改革完善具有政策启示。

司法体制改革能否抑制公司违规——基于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以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司法体制改革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司法体制改革能够显著降低公司违规倾向和违规频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但政策效果因公司规模、产权性质和司法异地管辖而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和非司法异地管辖注册地企业的获益更大。从影响机制看,司法体制改革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公司治理来抑制公司违规。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司法体制改革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的选择,理论与实务界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方案。这些方案与本文中提出的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具有试验性、风险性、改革成果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具有规律性、平稳性和结果的必然性,其收益最大,风险最小。因为司法的独特价值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被无数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应当是司法体制改革。该项改革的成功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平稳进行,有助于深化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善党的领导。

角色定位与职能作用：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维护司法公正和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加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作用,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也是促进司法公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应当积极开展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法律补给和意见建议,并为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地方人大监督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机制尚不健全以及保障措施不足等问题。地方人大应当提高监督认识、增加监督途径、改进监督方式、强化监督保障,以确保司法体制改革能在合法的框架内依法有序进行。

深化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立场

十多年来,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立足中国国情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坚持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基本方向,把握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与微观目标,着力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观与客观努力,应当是深化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守的基本立场。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本土性资源——海事法院的探索与启示

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海事法院在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旨在保障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非正式制度。这些制度与本轮司法改革的目标最为接近,是改革不容忽视的本土性资源。海事法院在跨区域管辖案件、人财物统一管理、法官队伍精英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面临着地位边缘化、存在合理性、管理混乱化三大危险。本轮司法改革应重构海事法院的权力体制,修改宪法及法院组织法,并进行法院内部去行政化、法官职业化等配套制度改革。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也可借鉴海事法院的经验。

司法体制改革中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制度的新视域

检察长或者受其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对审委会讨论案件等议题发表意见,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经过长期实践已经形成完整的运行机制。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应当进一步明确制度定位,将其作为审判委员会民主集中制的有效补充、司法裁判活动和检察监督实施的特殊方式,它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具有保障作用。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要严格把握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划分列席过程中司法责任归属,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和完善诉讼程序等领域稳妥拓展制度功能。

修法: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深入的部署和安排,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司法"性、"体制"性和"改革"性,它的推进手段必须"基于"这些特性,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成效。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修法不可缺位。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手段的修法,其品质的提升需要明确修法主体,找准修法对象,强化修法论证,加快修法速度,善用修法技术,协调修法步伐。

论中国式司法现代化

司法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法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式司法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华司法文明为根脉、以高远法律价值为目标、以能动司法为功能定位、以司法体系建设为主体工程、以司法体制改革为根本路径、以现代科技应用为强大动力、以提升涉外司法能力为紧迫任务的司法现代化。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运作机制研究——兼以法院员额制试点改革为样本

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部署,明确了司法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但在试点的过程中,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和改革,尚未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改革试点评估机制是建构现代化司法制度的决策基础,可以获得和积累对新体制的知识存量,反馈修正制度设计,激发制度变革动力。以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法院员额制改革为样本,着重分析当前改革试点评估的现状和问题,明确试点评估的主体、原则和基本方法,探索完善司法改革试点评估运作机制的具体路径和操作模式十分必要。

论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法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等6省市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相继启动,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试点"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方法,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法,是基于执政党长期的理政经验、重视基层的创新实践、降低司法体制改革的风险等原因而选择与运用的。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需求高度契合,具有很强的生机与活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应根据法律推进,尊重司法规律,坚持制度自信,发展司法制度。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应有明确的立法授权,吸收民众的广泛参与,实施全程监控,维护试点的自然生态,试点成果的客观评价,立法的适时跟进。

论司法公正与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

作者认为 ,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不利于司法公正 ,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法治原则的要求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 ,在我国宪法的框架范围内从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经费管理体制以及法院内部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实践 。

社会整合: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分析

社会整合对任何社会的维持与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但它的形成则有赖于多种与此相关的结构和形式 ;而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这些整合结构和形式的作用、地位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文就此讨论了 :1、在中国当前市场经济和法治发展的状态下 ,社会整合结构变迁的态势 ,认为司法结构承载了比以往大得多的社会整合功能 ;2、司法结构在体系、过程等方面的社会整合机制 ;3、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质及相应的改革方案 ,提出并论证了将司法行政权归属于中央和省两级并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进行适当分配的改革方案。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依据论

以往在探讨深化司法改革时,往往会出现脱离宪法或虚化宪法的倾向。宪法不仅是治国的方略,也是法治之术,可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从概念到体制再到规范的丰富的政治与法律资源。以司法改革的场域看待依宪治国,应坚持务实主义的依宪治国观,有效扩展司法的功能,正视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以宪法为依据,从司法权力管理体制的改革看,探索法院、检察院的跨行政区划设置是突破口;从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看,公检法关系的合理定位、行政公诉制度的建构等是重要内容。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与法官职业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

近年的法官辞职潮,暴露出法官职业权利保障体系存在不少问题,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受制于各方干涉,职业身份不够稳定,职业待遇偏低,法官缺乏人身安全与职业尊严。新一轮司法改革需要抓住人(法官)这一关键,以独立审判权保障为中心,去除司法地方化与行政化,以基础保障为前提,完善法官身份保障与待遇保障,以全面保障为目标,增设特权保障与尊严保障。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两个支点

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中,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指引与法治保障,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我国从1997年即提出司法改革,十几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不可谓没有,司法体制改革的措施不可谓不多,司法体制改革的追求不可谓不强。在一系列的司法改革活动中,既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或者由有关部门、系统自我设计的尝试,又有中央有组织渐次展开的顶层设计。但是,无论哪种形式的司法体制改革,收效皆不显著,甚至招致"狼来了"的社会评价。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没有找准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没有找到"撬动"司法体制改革"顽石"的支点,同时,司法体制改革当权者的决心不够、立场不坚,有的司法体制改革决策者本身就是既有体制的获益者。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司法改革十几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去司法行政化和去司法地方化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两个核心支点,当权者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与果敢,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层层推进,方能突破长期以来司法体制改革之瓶颈。

从“抗干扰”到“获信赖”: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之目标

从整体趋势来看,我国司法改革随着从"司法工作机制"到"司法体制"的范围扩大而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要切合中国国情和把握时代脉搏。在目标上,我国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着从"抗干扰"到"获信赖"的转向。司法"获信赖"有其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根据。在具体路径上,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也面临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既突出司法组织主体的精英化和大众化并进,又强调司法制度和程序从技术向情感的转向。

科学发展观与司法体制改革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也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行动指南,对司法体制改革也有着重要意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决司法体制中长期存在的法官身份保障、经费保障、法院内部非行政化等问题。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司法改革要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创新思维研究司法体制改革,正确处理上下位法之间的关系,科学地借鉴国外经验。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探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标志着十八大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四项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司法体制"四梁八柱"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的前提下,新一轮的改革任务便是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精细化配套和衔接措施,具体需从规范权力运行、深化科技应用、完善分类管理和维护司法权威四个方面着手,让司法责任制落地生根,为保障司法公正、完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