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系统研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入选“宽带中国”试点的城市相对更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相对更大,数字产业化、产业结构升级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应大力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大力发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能否促进高质量就业

基于2005—2020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就业。机制检验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能够通过增强信贷可得性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在行政等级、政商关系健康度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加显著。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工具协同网络研究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建设科技强国有重要意义。为总结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发展规律与典型经验,文章以广东、安徽和四川三个省级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别构建了三个试验区在政策形成与政策扩散时期的政策工具协同网络。政策形成时期,广东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并加强科技合作;安徽以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四川以金融创新助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政策扩散时期,广东形成了以“科技合作—法规管制—示范试点”为多元核心的政策工具协同网络;安徽注重科技合作;四川注重制度改革。

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研究及发展建议

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同年12月河南省兰考县创建国内首家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国家层面确立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及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普惠金融开启新征程。国家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通过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等试点手段,使融资服务可得性不断提升,普惠口径信贷投放总量稳步提升。发展普惠金融不仅仅是制度、政策的创新,还需要政府、银行、市场主体多方共同参与,需要多方面努力。要持续完善金融供给的层次,充分发挥各类金融机构以及新业态的作用,稳步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针对小微企业等群体的特殊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着力解决制约业务发展的短板,包括数据共享、风险分担等问题。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采用2008—2020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将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在东部、西部地区显著。对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继续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4年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要点》发布

本刊讯:兰白两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期发布《2024年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要点》,围绕5大方面提出工作重点和具体任务。在强化自主创新方面,将扩大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将“卡脖子”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纳入企业负责人考核,下放高级职称评审权,并推进青年博士教师“入企入园”行动。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效应

以广东、安徽和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合成粤皖川、合成广东、合成安徽、合成四川,通过对比真实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实际值与合成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反事实估计值,探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试验区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效应和个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试验区省份科技成果转化,其中,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广东、四川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效应不显著;政策效应在政策实施当年即已显现,两年后明显增强;科技经费投入、经济规模、技术成熟度、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影响。

国家减贫政策与经济增长效应——来自中国农村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实证研究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巩固扶贫成果,防止各种因素导致返贫仍任重道远,探究国家减贫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选择广东省75个区县(县级市)和浙江省52个区县(县级市)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差分法(DID)对扶贫改革试点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带动作用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扶贫改革试点的设立可以有效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这一政策效果受到地方治理能力和地区不同要素资源票赋的影响,设立扶贫改革试点这样的减贫政策对于不同地区经济水平的拉动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各省市应充分考虑自身不同的要素禀赋,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同时应积极构建创新型的多方力量共建机制,推动市场主体、政府部门以及社会机构协同推进防止返贫和乡村振兴的新格局的实现。

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制度红利与传导机制

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国家改革重任,对激发创新驱动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全面创新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不断增强,该结论在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政策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传导机制实现,其中,结构优化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红利在政府效率和要素市场配置水平较高的试验区表现更显著。因此,应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禀赋扩大试验范围,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互促的创新激励体制,持续释放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红利。

金融改革政策能否促进共同富裕?——来自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20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改革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金融改革政策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构建工具变量分析是否存在政策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金融改革政策能够带来积极政策效果;(3)机制检验发现,金融改革政策可以通过改善信贷可得性、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来提升共同富裕水平;(4)城市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行政等级和高市场化程度的城市中,金融改革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研究结论对中国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七省十地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实践探索、经验启示与政策建议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16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在七省十地设立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各试验区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探索差异化改革发展模式,持续增强普惠金融服务能力,为全局性普惠金融改革探索出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本文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以期为青海省普惠金融改革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经济发展效应分析

2013年和2015年国家在东部沿海省份分两批实施了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旨在为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累经验。由于各省的试点政策不尽相同,需要分别考察政策效果和总结经验。利用2011—2020年江苏省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考察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于试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江苏省制定实施的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促进了改革地区的经济发展。从作用机制上看,三次产业增加值均有所提升,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速更快;财政支出增加和信贷政策支持为地区发展提供了资金;鉴于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和技术所驱动的,因而具有可持续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改善了当地居民生活条件,农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提升、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得以改善,而农民的消费水平仍有提升的潜力和空间。

试点政策执行中的路径依赖--以丽水市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为例

政策试点是中国政策创新的经验表达,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政策试点在探索创新路径、积累改革经验方面发挥着独有的优势。基于对丽水市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执行过程分析,可以发现试点政策执行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通过对既有政策要素的整合,试点政策执行是“试对”结果的不断强化。政策模糊为政策执行中的选择、决策提供了空间,试点政策执行就是顶层规划下地方政府的主动探索,试点政策执行既有可能陷入路径锁定的困局也有可能在渐进改革中进行创新。实现政策创新就要在充分认识政策模糊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激励并培养积极的自主意识。

资本市场助力南京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探讨

当前,南京正处于加快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关键时期,资本市场作为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对于南京优化科创金融生态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重点围绕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发展现状以及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展开分析,并结合当前南京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资本市场角度对南京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合成控制法

文章基于2000-2018年市级面板数据,利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辽宁、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等六省份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丽水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清远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前两年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阜新、宿迁、淄博和三明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未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治关联的差异是其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原因;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治关联主要通过激励扶贫改革试验区所在省级政府增加对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扶贫改革试验区自身加大对扶贫改革措施的执行力度作用于经济增长。以上发现对完善当前扶贫改革试验区运行制度和今后贫困治理具有重要启示。

促进跨境电商综合改革试验区高水平发展的路径研究

跨境电商综合改革试验区是我国推进贸易新业态,实现高水平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结合fsQCA与NCA方法,以我国设立的前三批35个跨境电商综试区为研究案例,探讨组态条件对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复杂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在所有前因条件中并不存在影响跨境电商综试区高水平发展的单一必要条件,并且对外开放程度在跨境电商综试区高水平发展中发挥着普适作用。第二,存在两条影响跨境电商综试区高水平发展的路径,包括“开放—技术”主导型、“经济效益—开放”主导型。影响综试区非高水平发展的路径也有两条,且与综试区高水平发展的影响路径存在非对称性关系。建议建立适合当地发展的多重因素组合模式等。

改革试验法治建设的主要问题与任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要于法有据,但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基于此,《立法法》第13条对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部分规定的授权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基于这些规定,我国正式确立了先行先试授权制度,解决了改革试验中政策试验的合法性问题。但授权制度具有局限性,除授权主体、授权事项、授权程序等有待进一步明确之外,改革试验仍面临着试验路径与方法的选择、改革试验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改革试验的决策与运作程序、改革试验的合宪(法)性审查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先行先试授权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除此之外,我国立法领域常常推行的立法试验也属于改革试验的范畴,这更是上述先行先试授权制度所不能涵盖的。为此,我们需要在更大范围和更具体层面建构改革试验及其模式的准入或选择制度、完善改革试验授权的实施制度、明确改革试验参与主体的权责与义务、建构改革试验程序和合宪(法)性审查制度,以实现改革试验的全面法治化和有序化。

创新推进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必须坚持创新驱动,着力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构建科技、产业与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国家开展的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就畅通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促进了科技、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推进了金融高效服务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的发展。

共同富裕背景下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着力点选择——以福建省龙岩市为例

普惠金融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设立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普惠金融政策在不同场域下的落地效果提供丰富的实践样本。选取第二批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福建省龙岩市为例,总结龙岩市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融合绿色金融服务、建立司法协同机制等方面的经验,并分析普惠金融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提出了介入农业供应链发展、引导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助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把握地区差异,实事求是控制风险等建议,为共同富裕背景下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未来发展着力点提供新思路。

看改革试验区如何推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

自2021年承担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30个试验任务之一以来,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牢牢把握创新试点工作方向,从九个方面扎实开展促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试验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全区现有注册家庭农(林)场904家,区级以上家庭农场示范场96家,纳入名录库监测752家;所有示范场实现收支记录和生产记录规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