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改革顺序与速度研究

关于民营化改革的顺序方面,竞争优先民营论与产权竞争平衡论均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竞争优先民营论并不符合中国城市公用事业的服务,产权竞争平衡论的可操作性则比较差。对于中国城市公用事业而言,民营优先竞争则是符合国情的改革取向。关于民营化改革的速度方面,渐进民营化应为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的主要选择。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可以是总体渐进、局部激进的民营化。

改革的逻辑顺序——智利的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研究

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智利还是按照较为合理的顺序完成了从管制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金融抑制到金融深化、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从资本账户管制到资本市场开放的转变。其中,智利的汇率市场化经历了从"钉住美元→爬行钉住美元→爬行钉住一篮子货币→自由浮动汇率"的转变,智利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经历了从"有选择地开放资本账户→放开资本流出、加强流入管制→取消资本管制,开放资本市场"的转变。智利的实践证明了改革顺序的重要性,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资本项目可兑换,都需要按照自身的逻辑顺序进行。

中国电力产业改革效应与改革顺序

本文以1980—2011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电力产业的产权改革、竞争改革和规制改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单一的竞争改革对发电量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竞争改革分别与产权改革和规制改革配合对发电量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发挥了较大作用;产权改革则对生产效率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竞争改革和产权改革会导致电价较大幅度的上升,虽然规制改革对发电量和生产效率的影响甚微,却是控制电价的有效方法。由此可以判断,电力改革顺序的确定与政府对电力产业发展和改革目标的设定密切相关。根据目前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政府应重点同步推进产权改革和竞争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提高电力生产力。同时,要循序推进规制改革,防止电价过高影响国民经济总体发展,为电力产业创造更和谐的制度环境。

在规制和民营化之间:改革的顺序选择——以电信行业改革为例

改革顺序的选择问题是多年争论的焦点。 1990年代早期 ,许多西方顾问从市场制度将随民营化自然确立的假设出发 ,极力鼓动东欧国家和前苏联迅速推进民营化。随后 ,人们才认识到并强调在民营化之前先行确立能促进竞争的制度框架的重要性。直到现在 ,对这场争论的经验性分析尚付阙如。本文试图通过电信行业改革顺序效果的检验来填补这一空缺 ,尤其是检验了先于原垄断企业民营化之前建立监管机构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文章从中得出了与目前流行的观点相一致的结论 ,即在那些先于民营化分别确立监管机构权威的国家里 ,电信行业的投资、安装电话的透明度、移动电话普及率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增长。在比较中 ,作者进一步发现 ,投资者也更愿意把资金投向那些确立了规制权威的国家的电信企业 。

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顺序研究——基于TVP-VAR模型的期限结构分析

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目标要求中国在综合考虑金融改革的背景下,统筹安排资本账户的开放顺序。文章通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实证配套金融改革之间的影响关系与宏观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利率及汇率改革会显著增强跨境资本流动对货币价值的冲击,因此资本账户开放不宜置于改革末期。综合三项改革的影响作用,在以宏观稳定为首要目标、经济持续增长为次要目标的情况下,研究结论认为"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部分开放——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是最适宜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顺序。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一揽子经济改革的设计

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重大的事件。虽然还没有明确制定出突的此种经济过渡的理论，不过对此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类经济学家坚持“跃进”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全部改革应当同时和立即实施（如：萨克斯、利普顿、阿斯尤得、包依科、弗再得曼等）。另一类经济学家则坚持更为平缓的作法．强调改革的循序渐进性质（如；马克基诺、利特瓦科、布兰沙尔、波尔特斯等人为第一种作法的辩护建立在一揽子改革的补充性上。本文提出的过渡模型假设了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如果政府选择循序渐进推行改革的速度的话．同时国家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政府司能作为社会规划设计者，它面临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最佳解决课题的任务；二是政府可能成为改革者．它由于思想或其他原因而坚信改革．对于每个时期改革均有政治上可接受性的限制。在形式化方法的基础上指出．一揽子渐进改革较易于开始实施．最佳的改革顺序应达到为下～步改革的推行创造前提的目标．改革推行的逐步性可产生更高的投资反应。作为实例指出：小型私有部门的自由化受到欢迎．经济上最成功的公司力图首先实现私有化．亏损企业的改造和关闭阶段一般放慢，也就是说就业率的下降速度低于产品产量的下降速度。

中国体制转型“红利”的积累与有效利用

中国的改革能够兼顾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首先与恰当的转型顺序有关,也与每一轮改革所形成红利被合理有效地利用有关。中国农村改革具有自发性质,得益于历史经验,由此形成的改革红利被用于支付部分价格改革成本是正确和幸运的。乡镇企业在价格改革具有优先性的引导下,利用短缺经济获得大发展所形成的改革红利,又被用于支付国企产权改革的成本。本文认为,假如改革停滞,任何改革红利都会被新制度建设所遗留的"赤字"逐步耗散掉。

资本账户开放、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序安排——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通过门槛面板模型,以对金融稳定的冲击最小化作为衡量标准,分析得出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三种改革的最佳顺序安排。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汇率市场化程度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如何变化,利率市场化都可以显著抑制金融不稳定;只有在利率市场化程度高时,资本账户开放才会显著抑制金融不稳定;在汇率市场化程度低和程度高时,资本账户开放分别加剧和抑制金融不稳定性;在利率市场化程度低时进行汇率市场化不能抑制金融不稳定,而高度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放松汇率弹性可以显著促进金融稳定性。因此,本文认为,三项改革的适宜顺序为首先开始利率市场化,然后进行汇率市场化,最后进行资本账户开放。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当某项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另一项改革对于金融不稳定的抑制效果显著加强。因此,本文认为,不必等到某项改革完成之后再进行另一项改革,当一项改革进行到某一阶段时,即可以开始下一项改革,三项改革应当协调推进至最终完成。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本文给出了我国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建议。

禀赋与路径:利率市场化国际经验

作为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核心部分,利率市场化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进展不一,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可一概而论。本文从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着手,关注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和亚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探讨了利率市场化的动因、前提和银行应对途径,试图为中国利率市场化道路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