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理雅各之“合儒”与柯大卫之“攻儒”--以《孟子》译本为例

自利玛窦开创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以来,西方传教士译者对待中国儒学一直有“攻儒”与“合儒”两种主要倾向。柯大卫和理雅各分别被认为是19世纪新教传教士中“攻儒”与“合儒”的典型代表。前者备受批判而后者备受推崇。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被学界奉为“标准译本”,至今仍是西方人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本文以二者《孟子》译本为核心,同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材料,深入探讨传教士译者“攻儒”、“合儒”之本质与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