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贫爱富”抑或“扶危济困”:农户民间放贷选择偏好研究

基于合约、借方和贷方三方面特征设计农户民间放贷离散选择实验,依据陕西、山东两省289户农户实验数据,构建效用相互依赖模型考察农户民间放贷选择偏好的内在机理,采用Mixed Logit模型探究农户选择偏好及其异质性来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民间放贷选择中经济理性与道义理性偏好并存。其中,经济理性体现为农户偏好向亲戚或信用水平较高的借方放贷,农户手头资金紧张时放贷意愿减弱;道义理性体现为农户偏好向经济情况比自己差、曾与自己有过互动经历且用途为生活性应急需求的借方放贷,农户拒贷有压力时放贷意愿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民间放贷选择偏好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会强化放贷农户经济理性偏好,家庭收入会强化放贷农户道义理性偏好,风险偏好型放贷农户的道义理性偏好更弱,而山东省放贷农户的经济理性和道义理性偏好均高于陕西省。

民间借贷中非法放贷识别与控制

民间借贷中的非法放贷有着隐蔽性特点,给非法放贷的识别和打击带来困难,准确识别、有效控制民间借贷中的非法放贷意义重大。民间借贷中非法放贷的识别应准确把握其非法金融活动的实质,不能放弃放贷人的经营营利性这一构成要件,不能以“高利放贷”为构成要件。对民间借贷中非法放贷的识别要避免把非法放贷组成部分的借贷个案合法化处理,注意通过穿透各种合法商业模式背后掩盖的非法放贷实质。现行司法规定民间借贷中的非法放贷入罪以高利贷为必要条件有失偏颇,非法放贷中即使不构成高利贷,情节严重情况下也有非法经营罪适用的空间。现阶段,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为高利贷入刑的利率起点标准过于宽纵,不符合遏制非法放贷中高利贷的现实需要。

放贷收息型受贿争议问题的司法认定

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放贷收息行为性质的关键,在于准确区分“放贷收息型受贿”与“民间借贷行为”之间的不同,具体可以在把握受贿犯罪权钱交易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从双方关系、借贷原因、借贷意愿、借贷手续、资金来源、给付方式、借贷风险、利息回报等八个方面进行综合判定。对于受贿数额的认定,应当在查明借贷关系是否虚假的前提下,分别根据不同的情况,按照“全额”或者“扣除部分差额”的标准分类进行计算。

完善我国职业放贷法律规制之探析

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趋向于规模化、职业化,逐步形成了职业放贷人。职业放贷一方面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金融风险。为了规范职业放贷,我国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但仍有部分问题有待探讨。从理解职业放贷及相关概念入手,分析职业放贷产生的原因、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带来的风险,立足于职业放贷的规制现状,对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实务中出现频次较高的问题进行分析,继而提出健全职业放贷规制的建议:确立职业放贷法治化运作空间,保证优质放贷主体进入市场;细化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建构分类管制的利率机制。

满帮放贷

四川卡车司机李川,用了多年的“货车帮”。两年前,他接到平台客服的推销电话,称ApP上能直接获得现金贷款。当时,优惠利率只有年化4.8%,李川决定尝试下。不到半小时,货车帮直接将贷款打到他银行卡中。按期还完8000元本金后,他又借了一笔。优惠没了,年化利率提高至12.2%,接近一般借贷平台。

关于“职业放贷人”所签订借款合同无效的认定因素之浅析

“职业放贷人”的放贷行为已经脱离了民间借贷“个体、偶发、互助”的模式,对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的认同,对维护民间融资市场秩序、解决职业放贷人以诉讼程序为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一实际案例,对“职业放贷人”所签订借款合同无效的认定因素进行探讨。

论高利放贷行为的刑法命运

受建国以来长期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高利放贷行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高利放贷行为处理不一的混乱局面。立足于罪刑法定原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高利放贷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和立法精神,对之应作无罪化处理。为摆脱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奉行的国家本位主义倾向,打破国有垄断金融体制的桎梏,繁荣我国民间借贷市场,未来对高利放贷行为在立法上予以规制时,应采取以疏为主,即以民商事手段作为疏导高利放贷行为的主要手段,以堵为辅,即以行政手段作为堵截超越合理利率上限的高利放贷行为的措施,以刑事手段作为堵截超越合理利率上限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的措施,实施疏堵结合的立法理念。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提案——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加快组织制定规范放贷人发展的相关法规

一、制定规范放贷人发展的相关法规是非常必要的从我国金融业发展情况看,金融体系日趋完善,放贷机构除了一般的商业银行,央行、银监会推动的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放贷机构也在稳步发展(本提案所指的放贷人、放贷机构指的是不吸收公众存款。

高息放贷当心血本无归且被判刑

为获取年利率50%的高额利息,在两年内,邱某的丈夫经常向各色人等发放贷款达300万元。鉴于有的人借款到期后无法按时还款,其丈夫在催收未果后,带人通过上门打砸抢的方式索要本息。不料,几乎血本无归的他最终却被法院处以刑罚。

论《放贷人条例》制定的难点及其解决

为促进我国民间融资的阳光化立法,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初拟《放贷人条例》草案,但因在监管机构、贷款利率及准入门槛的限制等方面存在争议而不能出台。应当借鉴境外的相关立法成果,通过明确监管机关,实施差别利率和浮动管理,区别设立放贷人门槛,设置民间放贷阳光化的备案措施以及放贷广告管理等的改进,推动我国放贷人立法的进行。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因应与完善--基于对《放贷人条件(草案)》的思考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生态失衡不断加剧,民间借贷活动异常活跃,农村民间金融法制化迎来一个契机。《放贷人条例》的择机出台将使民间借贷通过国家立法获得合法之身份,这不仅有利于打破金融垄断,构建有效竞争秩序;而且有利于规范农村民间金融,维护金融安全。本文以农村民间金融的制度变迁与现状考量作为金融危机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法律制度的因应与完善两个视角,全面分析了《放贷人条例(草案)》的相关规定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完善我国放贷人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

放贷人作为民间借贷的重要业务主体,以法律形式对其规制将使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得以确定,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发展农村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采用比较和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国外(地区)放贷人的相关立法经验与特点的研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放贷人立法之不足,最终从市场准入、经营机制、监管框架与借款人利益保护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放贷人法律规制的路径和制度。

新加坡《放贷人法案》及其对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的启示

为加强对弱小借款人的保护、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新加坡于2008年通过了《放贷人法案》修正案,并在2010年对其进行了重新修订。该法案主要规定了放贷业务的领牌、运行、监管和诉讼等制度。我国放贷人法案尚未出台,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主要分散于各种层次的法律法规中。我国有必要借鉴新加坡《放贷人法案》的规定,在民间借贷准入、运行、监管和退出四个方面建构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制定统一专门的法律,以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商店放贷探析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商店放贷主要有现金放贷、赊销、典当等方式。和其他民间借贷方式相比较,商店放贷利率较高,债户还债方式受市场影响,债户赊借时间不确定但还贷时间确定。商店放贷是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相结合的方式,它直接导致了农民深受沉重经济掠夺并为商业资本所控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满足了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

高利放贷的法律规制:刑民双重视角的考察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营主体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但金融机构难以完全满足经营主体对资金的实际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日益活跃,高利放贷成为常态化的民间资金融通方式。一方面,高利放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营主体对资金的需求,具有对国家金融的补充作用;但另一方面,其对金融秩序又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尤其是高利放贷者会采取非法手段讨要债务,具有对社会治安秩序的破坏性。为此,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民间借贷的政策由宽松转向严格管制,这主要表现为高利放贷的禁止和入罪。因而,从刑民双重视角考察高利放贷的法律规制,对于正确处理高利放贷具有参考价值。

公共财政支出、政治性放贷与农村金融体系效率——基于协调博弈模型的分析

在公共财政收支压力较大的农村地区,农村金融机构成为了隐形的农村基层政府,因为它的放贷往往不是市场化或政策性的,而是政治性放贷。农村公共财政支出不足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农村金融机构来作为必要的补充,这种政治性贷款直接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和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村金融体系目前的低效率,然后通过一个简单的协调博弈模型来解释农村基层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粘滞"在非最佳效率均衡的逻辑,最后提出改善农村金融体系效率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非吸储类放贷人的监管及其法律完善

我国非吸储类放贷人体系由非银行金融机构放贷人、非金融机构放贷人和民间放贷人构成。非吸储类放贷人的监管应以区分商业信贷和消费信贷为前提,实行统分结合的层次化伞形监管模式和适度审慎的本土化监管力度。非吸储放贷人法律制度的完善须修改金融犯罪与金融"三乱"法律法规,在准入条件、后续资金和利率水平等方面对直接规范非吸储类放贷人的法律法规作出合理调整,并完善破产、征信、担保及税收等配套法律制度。

“放贷人”立法的国际经验研究

本文在收集世界各国有关"放贷人"立法的相关细则基础上,就立法中对放贷主体、放贷许可、放贷利率以及放贷监管等规定中的共性进行总结,并以新加坡和印度为典型案例,通过回顾两国放贷人法案的修正重点,试图说明当前放贷人立法的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的放贷人立法提供参考。

有关美国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NDTL)的考察报告

美国非吸收存款类放贷机构(Non-Deposit-Taking Lenders,以下简称NDTL或者放贷人)是指从市场借入资金并主要从事发放贷款这一业务的公司。美国NDTL发展的基本情况:(1)NDTL的机构数量较多,有的NDTL规模大于银行;(2)NDTL的机构类型多样,业务对象主要是小型业主和消费者;(3)NDTL在市场中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有的银行收购这类放贷人作为自己零售网络的一部分;(4)一些商业模式不好的NDTL对美国次贷危机也有贡献。美国对NDTL的监管:(1)与存款类金融机构相比,监管者对NDTL的监管较为宽松,监管的强度在下降;(2)对NDTL的监管属于州立管制,不存在联邦管制;很多州的NDTL监管机构为银行业监管机构,也有一些州为州务卿办公室;(3)对消费类NDTL的监管远远强于对商业类NDTL的监管,从事消费类放贷的公司必须有州放贷牌照,而商业性贷款公司一般不需要牌照。最近15年针对消费类NDTL的监管问题得到进一步重视;(4)NDTL的市场准入:组织形式上基本没有限制。最低资本金要求低,没有对权益负债等比例限制,这些成熟市场中市场力量可以解决;(5)NDTL不能吸收公众存款,但是其他融资渠道很多,融资方式灵活,可以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发行债券或股票、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获取资金;(6)NDTL业务种类广泛,经营区域不受限制,但是跨区经营需要按该州法律注册;(7)一些州对消费类NDTL的贷款利率没有设定上限,而另一些州则通过"反高利贷法"设定了利率上限,违反"反高利贷法"的放贷人将受到惩罚。不过,业界普遍认为美国反高利贷法实际上不起作用;(8)放贷人与其他商业实体一样纳税,并不享受任何税收优惠。放贷人通常给主要的征信机构提供信息报告,报告格式由消费者数据信息协会设定标准;(9)放贷人可以自由刊登广告,但同时要披露重要的信贷条款;(10)放贷人在市场退出时,根据美国联邦破产法典进行清算美国NDTL经营中涉及(并非专门针对NDTL)的联邦一级和州一级的法律类别多样,涉及面广:(1)州牌照法律;(2)贷款真实性法案(TILA);(3)平等信贷机会法案(ECOA);(4)公平信用报告法案(FCRA);(5)追债法案;(6)金融隐私法等。通过这些法律,以求保护消费者、投资者,维持市场的公平和效率。美国的监管体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其弊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是非常符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的。基于对美国的调查,并结合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和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调研组认为,发展我国的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开放信贷零售市场、提升信贷市场活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报告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非法放贷入罪范围的限缩路径

在近年有关非法放贷的司法解释不断完善的背景下,非法放贷行为的入罪范围、认定依据成为学界重点探讨的内容。在放贷行为的违法责任梯度中,对象不特定、放贷人具备营利目的是承担刑事、行政责任的必要条件。为了实现与高利转贷罪的适用平衡、限制行政权对社会危害性评价所产生的影响,非法放贷的入罪范围应当限缩。首先,应放宽"特定对象"的认定标准,限制"不特定对象"的外延。对于亲属关系与单位内部人员身份,不应根据与放贷人的亲疏关系而限缩成立范围。对于朋友关系,不应将基于物质利益而保持交往、通过网络交往的情形完全排除在外。其次,应完善"营利目的"的评价依据,该目的与利率高低、放贷对象是否特定不存在必然联系,应具体结合放贷人的生活来源、谋取高息的手段、担保物的处分价格、违约金高低、放贷行为的组织性予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