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职业放贷人”所签订借款合同无效的认定因素之浅析

“职业放贷人”的放贷行为已经脱离了民间借贷“个体、偶发、互助”的模式,对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的认同,对维护民间融资市场秩序、解决职业放贷人以诉讼程序为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一实际案例,对“职业放贷人”所签订借款合同无效的认定因素进行探讨。

论《放贷人条例》制定的难点及其解决

为促进我国民间融资的阳光化立法,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初拟《放贷人条例》草案,但因在监管机构、贷款利率及准入门槛的限制等方面存在争议而不能出台。应当借鉴境外的相关立法成果,通过明确监管机关,实施差别利率和浮动管理,区别设立放贷人门槛,设置民间放贷阳光化的备案措施以及放贷广告管理等的改进,推动我国放贷人立法的进行。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因应与完善--基于对《放贷人条件(草案)》的思考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生态失衡不断加剧,民间借贷活动异常活跃,农村民间金融法制化迎来一个契机。《放贷人条例》的择机出台将使民间借贷通过国家立法获得合法之身份,这不仅有利于打破金融垄断,构建有效竞争秩序;而且有利于规范农村民间金融,维护金融安全。本文以农村民间金融的制度变迁与现状考量作为金融危机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法律制度的因应与完善两个视角,全面分析了《放贷人条例(草案)》的相关规定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完善我国放贷人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

放贷人作为民间借贷的重要业务主体,以法律形式对其规制将使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得以确定,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发展农村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采用比较和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国外(地区)放贷人的相关立法经验与特点的研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放贷人立法之不足,最终从市场准入、经营机制、监管框架与借款人利益保护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放贷人法律规制的路径和制度。

新加坡《放贷人法案》及其对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的启示

为加强对弱小借款人的保护、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新加坡于2008年通过了《放贷人法案》修正案,并在2010年对其进行了重新修订。该法案主要规定了放贷业务的领牌、运行、监管和诉讼等制度。我国放贷人法案尚未出台,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主要分散于各种层次的法律法规中。我国有必要借鉴新加坡《放贷人法案》的规定,在民间借贷准入、运行、监管和退出四个方面建构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制定统一专门的法律,以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

论我国非吸储类放贷人的监管及其法律完善

我国非吸储类放贷人体系由非银行金融机构放贷人、非金融机构放贷人和民间放贷人构成。非吸储类放贷人的监管应以区分商业信贷和消费信贷为前提,实行统分结合的层次化伞形监管模式和适度审慎的本土化监管力度。非吸储放贷人法律制度的完善须修改金融犯罪与金融"三乱"法律法规,在准入条件、后续资金和利率水平等方面对直接规范非吸储类放贷人的法律法规作出合理调整,并完善破产、征信、担保及税收等配套法律制度。

“放贷人”立法的国际经验研究

本文在收集世界各国有关"放贷人"立法的相关细则基础上,就立法中对放贷主体、放贷许可、放贷利率以及放贷监管等规定中的共性进行总结,并以新加坡和印度为典型案例,通过回顾两国放贷人法案的修正重点,试图说明当前放贷人立法的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的放贷人立法提供参考。

民间借贷中放贷人应适时放开

民间借贷中放贷人放开已是大势所趋,它是克服金融抑制现象、打破正规金融垄断,提升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外很多国家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实行开放性市场经济,确立了民法自治原则,成功推出了小额贷款公司,已具备了放贷人全部放开的相应条件。国家对放贷人实行放开政策,应区别民事与商事放贷人,对于民事放贷人宜采自由放贷原则,对于商事放贷人宜采审批设立制度,同时应规定放贷人必须是资金所有者,还要增加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使其规范发展。

民间借贷活动期待《放贷人条例》予以规范

延安市民间借贷作为金融融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缓解中小企业、"三农"等经济组织资金困难方面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民间借贷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其健康发展需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日前央行表示,我国将加快制定《放贷人条例》,企业和个人都可能成为"只贷不存"的放贷人,这无疑为迅速增长的延安民间借贷提供了法律依据,成为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的助推器。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提案——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加快组织制定规范放贷人发展的相关法规

一、制定规范放贷人发展的相关法规是非常必要的从我国金融业发展情况看,金融体系日趋完善,放贷机构除了一般的商业银行,央行、银监会推动的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放贷机构也在稳步发展(本提案所指的放贷人、放贷机构指的是不吸收公众存款。

《放贷人条例》对中小型企业融资的影响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拟定了《放贷人条例》,其目的是拓宽中小型企业融资渠道,以帮助其解决融资问题。本文结合该条例,对中小型企业税后利润、财务风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职业放贷人法律规制研究——兼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

职业放贷人是指以盈利为目的,不吸收公众存款,仅使用自有资金、经常性地经营放贷业务的主体.其与小额贷款公司、非存款类贷款组织等概念具有交叉性.对职业放贷人的规制理念应当是将放贷人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金融活动,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不应当压抑民间放贷活动,而是为符合法律准入条件的放贷活动提供安全保障,鼓励民间职业放贷人获得合法身份.对职业放贷人的规制重点是债权人的不合法索债行为、对债务人构成压迫的行为,而不是放贷组织的风险管理和审慎经营行为.

多层次借贷市场中职业放贷人法律监管的不足与完善

揭示了职业放贷人的经营困境与实践乱象,分析了职业放贷人法律监管的现状与问题,认为职业放贷人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及纳入金融监管具有必要性;提出了“放低准入门槛,将申请从业的职业放贷人都纳入监管;针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制定经营规范;为职业放贷人的良性合法竞争创造条件”等有关职业放贷人法律监管的立法建议。

“职业放贷人”现象透视——基于2009年-2011年上半年青田法院执行案件

本文通过对青田县人民法院2009年至2011年上半年执行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分析,对青田的"职业放贷人"现象予以研究,并就该种现象造成的影响从宣传、投资、立法、监管、体系建设等方面对民间金融提出了建议与对策。

职业放贷人法律规制的二阶困境

职业放贷人在中国长期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导致目前在法律规制上存在二阶困境。一方面是因为政策主导所致的初阶困境,表现为认定依据的金融政策化、认定标准的地方政策化、认定模式的刑事政策化,原因在于职业放贷人的概念缺乏共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把握失度和金融监管缺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定性偏差所致的次阶困境,表现为金融安全维护与公民权利保障的失衡、金融监管近期效率与金融发展长期利益的失重、民法调整违法行为与刑法惩处犯罪活动的失调,原因在于对职业放贷人是商个人重视不够、对职业放贷行为是商事行为认识不足、对职业放贷人与民间借贷出借人的区分不明。破解职业放贷法律规制的二阶困境,应当在正视职业放贷人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法治化,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进行双重法律规制。

浅析我国非存款类放贷人的发展现状及对策

近年来,"三农"、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各方关注的重点。非存款类放贷人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形式,近年来迅速发展,为缓解融资难问题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本文从各类组织的共性出发,界定了非存款类放贷人的内涵及构成形式,并通过分析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探讨了规范非存款类放贷人发展的对策建议。

浅谈我国民间放贷人监管

随着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壮大、借贷形式、用途不断增多,民间放贷成为民间金融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发展并规范我国民间放贷人显的非常必要的。尤其在2008年中央人民银行分别出台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和初拟了《放贷人条例》草案,其中《放贷人条例》的最大特点是允许个人注册从事放贷业务,符合条件的个人和企业都可以开办放贷业务,以促进民间借贷活动的阳光化,规范化。此时,研究民间放贷人的监管有着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

民间借贷之风盛行下的放贷人立法思考

针对高利贷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笔者从民间借贷阳光化、法制化的角度,提出了对放贷人立法的建议,并从立法的价值取向、调整对象、监管主体、利率限制、准入与退出,消费者保护等角度展开了讨论。

“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模式与行为规制

“职业放贷人”行为规制对于民事交易主体、金融监管秩序及刑事犯罪预防均具有其独立价值。因地方差异,其认定标准及规制模式各异,原因在于裁判尺度不统一、公开制度两极化、信息技术限制及无已判案件权利救济等。规制“职业放贷人”需权衡民事主体各方利益,从多层面入手,确立认定标准及责任分配,架构“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模式。同时,“职业放贷人”作为民事主体,审判实践中对其应采取宽严相济的规制方式,设置权利救济途径与名录撤出规则,并与地方各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做到全方位监管与规制。

《放贷人条例》制定的难点及对策探析

以民间借贷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放贷人条例》,将从事放贷业务的主体放开,符合条件的个人和企业都可以从事放贷,进而将民间融资纳入监管,阳光化影子银行,从而促进民间融资良性发展,规范融资市场。然而,时至今日,对于《放贷人条例》各方仍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在准入门槛、资金来源、贷款利率等方面,使得2008年就出台了草案的《放贷人条例》到现在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文章拟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对《放贷人条例》中争议较大的"准入门槛""资金来源""贷款利率"三方面提出解决思路,以推动我国民间融资阳光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