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放逐”问题证辩

屈原放逐问题的研究,是屈原生平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由于司马迁《史记》先后涉及到“疏”、“绌”、“放流”、“迁”、“放”等,学术界对此颇多异辞。近现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王逸、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的基础上,作局部的调整或发挥,他们共同的前提是:屈原在郢都任职、遭谗、被疏;在汉北生活了一段时间;被流放江南。屈原放逐问题研究,在方法论上最大的误区是循环论证。鉴于条件,目前可以适当模糊一些、概括一些。

论台湾当代小说中的“放逐”主题

台湾当代小说中的"放逐"主题主要是指作家身在台湾或从台湾移民到海外时,频频想望所来之地,又无能返归的痛苦情思。将之具体化为文字的书写,是台湾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不同放逐对象的书写正好反映出台湾文学的曲折面貌。从政治放逐、留学放逐到情欲放逐,台湾当代小说中的"放逐"主题经历了50代"复国"怀乡小说、60年代的留学生小说、八九十年代另类的"同志小说"等书写类型的传承与流变。

“游子文学”与放逐情怀

现实的人生处境，常迫使人思考生存的价值，从而使得人们的情感与心理为某种情境所缠绕，形成一种基本的生存情态。这种生存情态是左右着人的生存方式的心理动力。中国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古玛雅文化、巴比伦文化的没落，再无力回复，缘其心死矣。以色列人失去家园后，...

放逐与自我放逐:《野草》的一条思想线索

《野草》中阐发了诸多哲学母题,其中,放逐与自我放逐是一条重要的思想感情线索。《影的告别》开始了逃离历程;《复仇(其二)》多了一重被放逐的无奈,由迷茫而逐渐过渡为清醒;《墓碣文》在自我放逐的过程中通过"自剖"达到自识,完善了对自身的体认;《颓败线的颤动》突显了悲壮精神,完成了由"识"到"知"的转变。四首散文诗通过不同的放逐形式,见证了鲁迅思想一步步拨开阴霾的过程。

放逐·乡愁·寻根——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三大文化母题

"放逐"、"乡愁"与"寻根"是东南亚华文诗歌的三大文化母题。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同构关系,放逐意味着漂泊,漂泊带来无限乡愁,乡愁寄托于寻根,拓展和丰富了东南亚华文诗歌的表现内涵。东南亚华文诗歌在中国性与本土性逐渐融合的过程中,将"放逐"、"乡愁"与"寻根"这三大文化母题的历史性与复杂性呈现出来,彰显了其自身的特质和独立自主性。

中国放逐诗学初探

放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刑法,放逐是将罪臣或持不同政见者逐出家国、流放到边远之地。中国有一长串放逐诗人的名单,放逐亦是中国文学的永恒母题之一。放逐诗人被迫远离家国,以思恋乡土为主的“家园意识”和希冀解脱苦难的“超越意识”构成了放逐诗学的两个重要支柱。

放逐与回归——析《月亮与六便士》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作家毛姆的经典作品,毛姆以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塑造了主人公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形象,并描述了他挣脱世俗羁绊、追寻原始本真的传奇人生经历。作品深入探讨放逐与回归的主题,尝试寻找现代危机与异化文明的突围之路,表达了回归人性之根的美好愿望。

大学对国家的放逐——兼论大学生存的“第三空间”

"大学对国家的放逐"是关切大学特有的生存空间与一流大学秩序的形成、确立合理大学立场的一个新命题。面对既有国家体制笼罩下的异化的大学场合,大学需要一种"放逐国家"的积极心态,以构建作为主体的大学与一流大学生成的"第三空间",获取一种真正的大学发展理念,有效凸显大学之民族与国家的轴心地位。大学对国家的放逐形成大学生存的"第三空间"与国家举办大学的逻辑之间具备内在同质性。它所坚守的是一种彻底的大学立场,追求的是引领社会发展,力求的是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生存合宜性的铸建,旨在培育具备优良心性秩序与和谐人格的现代公民,最终创建一流大学。

自我放逐中的艺术家:詹姆斯·乔伊斯与斯蒂芬·德迪勒斯

青年詹姆斯.乔伊斯与《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斯蒂芬.德迪勒斯诸多的相似之处使我们不难看出斯蒂芬的原型就是乔伊斯本人,对这一青年艺术家的刻画便是乔伊斯早期生活和艺术追求的写照。从生活环境?社会氛围?艺术视野?宗教观念等方面阐述乔伊斯与斯蒂芬的契合。这些方面又可以归结为一点:二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生活状态,即自我放逐。两者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远离了他们的祖国,摆脱了令人困扰不堪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环境。乔伊斯与斯蒂芬都在追求远离祖国的自我放逐。只有在自我放逐中,他们才能拥有梦想中的精神自由,才能在艺术世界中自由挥洒。

放逐式的同性情欲之女性欲望表达——以朱天文和邱妙津的同性恋代表作为阐释文本

台湾女小说家在书写同性恋题材时,书写策略并非一成不变,它经历了一个从"有放逐悲情/无同性情欲"向"有放逐悲情/有同性情欲"转变的书写历程,这除了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更关乎女作家们对同志身份和同志情欲的认可程度。朱天文和邱妙津是将放逐主题、悲情书写、同性情欲三者相结合的典型作家,她们最具代表性的同性恋作品通过描写同性恋者们的外在放逐(外部社会放逐)/内在流放(内在自我流放),控诉和批判了男权异性恋社会。

拯救与放逐——《围城》与《桃李》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比较谈

《围城》和《桃李》都是用幽默和反讽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文学言说,但二者给人的感受大不相同。一个是对中西文化,新旧观念冲突中知识分子痛苦的理想拯救;一个是对消费时代,世俗场景中知识分子快乐的欲望放逐。其原因主要一是因为作者生活的时代及其知识分子观的不同,二是因为创作原则及方法的差异。

空间对主体的建构与放逐:《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中皮恩的主体身份

空间如同一个意义谜团,它带给主体的困惑贯穿于卡尔维诺小说创作的始终,其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展现了空间对主体身份既建构又拆解的双重作用。小说通过这种双重作用开掘出空间和主体等多维思考层面,同时,空间多义性还折射出了社会权力的聚集变化以及身处后现代话语中的理性主体想要直达事物本质的焦虑和困境。

中国放逐诗学的奠基之作——解读《离骚》

本文认为《离骚》是中国放逐诗学的奠基之作,屈原是“中国放逐诗学之父”。《离骚》的题义是解读这首长诗的关键。《离骚》展现了一个放逐诗人崇高而痛苦的心灵历程,蕴含了五种放逐情结的基本类型,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自我放逐”到“文化回归”——海外华文文学的一种文化嬗变

海外华文文学是伴随着中国向海外移民的历史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 2 0世纪中叶以后的华人移民 ,大多数是自己选择移居海外 ,带有“自我放逐”的性质。而与居住国异质文化的冲突 ,造成他们心理上的失落、虚空和焦虑 ,继而产生对故国文化的怀念、认同与回归 ,海外华文文学弥漫着浓厚的文化乡愁。人类与生俱来的“家园意识”在这种文化嬗变中起了决定作用。

“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施玮小说《放逐伊甸》解读

《放逐伊甸》再现了诗意的20世纪80年代向功利的90年代演进的过程,描述了受人文主义洗礼的一代人怎样被时代所裹挟、挣扎、失落及顿悟的艰难历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幼被灌输"士"的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肩负着"五四"精神的传承,被铸就了"重精神、轻物质"的人格体系,但在社会价值体系被颠覆下的时代,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着生存发展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与裂变,这是一种暂时的精神"短路",还是一种"现代性"的必然?是一类人的性格悲剧,还是社会历史的悲剧?较之于同类题材的写作,作家的海外身份与哲学、宗教意识观照出了哪些全新的意义?新世纪前十年早已过去,以上问题仍没有答案,反而生发出了更深的意义。

生命的终结:对文化放逐的无声反抗——赛珍珠短篇小说《元配夫人》的跨文化解读

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赛珍珠的小说创作正重新得到审视和解读。《元配夫人》虽然只是一部短篇小说却传达了作者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见解。小说用元配夫人的生命终结来结束全篇,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跨文化交流的复杂、艰难与无奈。而元配夫人对生命的放弃则可视作对从文化的陌生人到文化的被放逐的无声反抗。

异域冒险与理想建构——康熙年间宦台诗人的放逐意识

康熙年间,朝廷虽然一再下诏为宦台官员提供较为优厚的政治待遇,但是台湾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对落后的文化生态,使大陆官员对赴台为官毫无兴趣,甚至赴台为官被认为是被放逐。宦台者的这种被放逐意识自诏命下达就已经弥漫心间,虽然行动上不能拒绝赴台,但是在他们诗里行间却写满了排拒之情。经历惊涛骇浪踏上台湾的宦台诗人,伴随眼中陌生的地景而产生的是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如何消解心灵的寂寞之情?宦台诗人通过想象去建构心中的"桃花源"。但是在现实情境下,望乡、归乡却是他们宦台境遇中最终的诉求。

论人性放逐与超越的美学自由主义

人性中追求自由反对束缚体现了人类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力量,这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符号系统所要共同表达的普世性价值和终极关怀。人性自由强调生命本质力量的内在放逐与超越,从而形成一种还原人类自然天禀与原初真实,始终保留超越物质生存而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生命美感与质感,呈现人类内在的、自由的心灵姿式和生命律动,它是本体价值的而非实践理性的自由,即美学自由主义,而非权利自由主义。

河与岸之间的放逐与追寻——苏童小说《河岸》的阐释

在苏童的小说《河岸》中,河流与河岸是具有参照意味的对立空间,河岸是一个被政治彻底主宰的现实世界,而河流是一个被政治无情边缘和放逐的世界。因此,《河岸》是一个有关现实与历史、放逐与寻找的故事,也是一个成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