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声”、“郑声淫”与“放郑声”

从"郑"、"声"两个概念入手,即可发现"郑声"含义的广泛性及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变化,进而发现"郑声淫"即"郑声"在形式和内容上"过其常度",因此在春秋时期"周室衰微"、"礼坏乐崩"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为维护代表旧秩序的"雅乐",孔子要求取缔代表新秩序的"郑声"而呼吁"放郑声"。自孔子提出"放郑声"、"郑声淫"、"恶郑声"以来,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一直聚讼不已,迄今仍无定论。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郑声"为何、"郑声淫"之"淫"该作何理解以及孔子"恶郑声"、"放郑声"的原因何在,以期对相关问题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试论孔子“放郑声”

孔子作为儒家音乐思想的创始人,其音乐美学思想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对不同风格的作品采取兼收并容的态度,但受其审美标准和历史的阶级局限,对"郑声"孔子则采取"排斥"态度。"郑声"之原貌,现今已不得耳闻,无法考究,但对于"放郑声"之理解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如不正确理解其含义,就无法理解与分析孔子的整体思想,也就无从理解其音乐美学思想。

“放郑声”与“风”名确立考

本文分析先秦典籍称诗的情况，得出其时无“风”的看法。作为诸国诗乐的统称，是郑声，非“风”。郑声的形式与雅乐背离，是社会新现象的表现。孔子为维护宗周权威，希望借“放郑声”，在礼乐上正名分。

“孔子恶郑声”浅见

《论话》有“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的话，对这一点，《白虎通》解释说：“郑声淫者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郧声以相悦怿，故邪僻，声皆淫色之声也”（《卷二·礼乐》），后来许多有影响的大儒如郑樵、朱熹等因而对郑风多解为“淫奔之诗”，甚或有“删诗”之议。

汉代百戏的兴盛和禁毁

百戏是起源于先秦,兴盛于两汉,流传于汉以后,历代传演不衰的包含有民间散乐、歌舞杂奏、杂技、角抵、幻术等艺术形式的总称。汉代百戏演出盛况空前,但是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始终伴随着禁毁的声音。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史书中不断有禁毁百戏的记载,究其原因,大抵是为政者遵循儒家礼乐制度的思维惯性,对人主在上的规诫和对宫廷奢侈佚乐的谏禁,说到底还是尊雅黜俗的礼乐意识在作怪。

领导干部要“慎其所习”

三国时，魏国尚书何晏说：“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此论的核心词是“慎其所习”。“慎其所习”，虽然是古人讲给古人听的，但是，于今天为官从政的领导干部来讲，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更不乏其现实针对性。

孔子与《郑风》

孔子说过“郑声淫”、“放郑声”。古“淫”字的用法意义决不是单一的。从《郑风》与“郑声”的关系,政治、经济、风俗等几个方面阐述孔子为什么要说“郑声淫”,从而集中表现了他的功利色彩。古儒经学家评《郑风》大都是对孔子这一提法加以注脚、推衍和发展。

孔子说“郑声淫”,会说“郑风淫”吗?——关于“郑风”“郑声”问题的再追问

孔子说“郑声淫”并坦言“放郑声”，是人们熟知的孔子对待先秦“新声”的文化态度。而文史界长期以来，通常将郑声和郑风视为一回事。所以，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是，孔子整理过《诗》，并且以包括郑风在内的《诗》作为其乐教的内容，若郑风和郑声是一回事。

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

上博简《孔子诗论》分别以"不可不畏""其绝"肯定被宋儒列为"淫诗"的"郑风"《将仲子》和《褰裳》两诗,坐实了传世文献《论语》中孔子对全部《诗经》作品所作"思无邪"的肯定性评价,说明其"放郑声"应该不包括郑国诗歌。《孔子诗论》中孔子提出"诗亡隐志(诗言志),乐亡隐情(乐抒情),文亡隐意(文表意)"系统文艺本质论,与传世文献《诗经》"作诗言志"观念、《左传》"(赋)诗以言志"说法相印证,说明《尚书·尧典》提出我国诗歌理论开山纲领"诗言志"说的时间,当在孔子六岁至孔子提出如上诗、乐、文系统文艺本质理论时间段之内。